在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曾放出狂言：即便解放军能攻克上海，共产党也绝对无法治理好这座城市。陈毅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蒋介石无法治理好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也无法治理。
事实上，陈毅在短短两年内，成功清除了黑帮和妓女，使得上海焕发出繁荣与安宁，社会经济也稳步发展。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成就的取得，陈毅付出了极大的风险。
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数百年的黑帮势力，二是国民党遗留的特务。为了保证陈毅的安全，每次公开露面时，他身边都跟随四五名警卫员。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警卫员手中的牛皮公文包。不明真相的路人可能会以为公文包里装着重要资料，但实际上，里面是一块防弹钢板。
在突发状况下，警卫员只需用这块钢板挡住陈毅的要害部位，就能保护他的安全，而无需用自己的身体去挡枪。这体现了我党的人性化关怀。
这块防弹钢板在内部被称为“警卫皮包”。如果不是解密档案，我们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它的真实用途。
不幸的是，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1949年11月8日，一名警卫员的“警卫皮包”失窃，此事件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
首先，上海市委和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高层领导对此事表示关注。随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潘汉年得知此事后，立即下达命令：立即展开调查！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49年10月，陈毅在参加完开国大典后回到上海执行任务。刚抵达上海，他就接到了周总理的电话：波兰科学界的贵宾计划于11月8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抵达上海，要求做好接待工作。
当天，陈毅按照事先制定的接待计划，在南京路的国际饭店接待波兰代表团。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后，陈毅安排波兰贵宾前往会议室休息。
由于陈毅当天的行程并未公开，根据警卫规定，当天只需配备两名警卫人员。这两名警卫分别是赵根友和邹为朋，虽然年纪轻轻，但拥有丰富的保卫经验。
赵根友和邹为朋不需要进入国际饭店，只有在陈毅公开露面时，他们才会始终陪伴在侧。
在国际饭店，由于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共同守护，宴会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午餐时分，两位警卫员前来替换，赵根友和邹为朋因长时间站立而饥肠辘辘。
其中一位警卫员葛福宽，示意他们去用餐，餐后即可回市政府休息。用餐地点定在“摩天厅”一层的自助餐厅。
正值饭点，餐厅内人潮涌动。赵根友发现一个空位后，将“警卫皮包”放在椅子上，自己去排队打饭。
饭打完回来时，皮包却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以为有人移动了皮包，但整个餐厅都未发现皮包的踪迹。
此时，同事老王指出他看到小孙拿着一个“警卫皮包”上楼。赵根友这才放下心来，饭后上楼询问小孙，但小孙坚称拿的是自己的“警卫皮包”。
赵根友再次陷入焦虑，寻求邹为朋和葛福宽等人帮助寻找，但询问餐厅工作人员后，仍无人知晓皮包去向。赵根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怀疑皮包可能被盗。
赵根友并未意识到皮包丢失的严重性，他只觉得皮包珍贵，因为那是意大利生产的。直到宴会结束，他都没有找到皮包，回到市政府后只能向警卫参谋汇报。
参谋一听，立刻愤怒地指责赵根友：“你真是愚蠢！”因为只有他知道，“警卫皮包”被盗的严重性。
当“警卫皮包”分发给每位警卫员时，大家对皮包的制作工艺和手感感到惊讶，都认为它是一个名牌包包。至于里面的钢板，大家则认为只是一块普通的钢板，沉重而价值不高。
但如果他们知道这块钢板的来历，一定会大吃一惊。
文章开头提到，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一职风险巨大，因此中央立即联系苏联，请求为陈毅定制一块防弹钢板。这块钢板不仅可供陈毅使用，还可以供中央领导公开露面时使用。
此款防弹钢板，由苏联依据手枪、冲锋枪等多种枪械近距离射击试验研制而成，其防弹效果卓越无疑。
苏联为确保防弹钢板制造工艺不被窃取，在成品制作完毕后，立即销毁所有相关材料，包括制造过程中的边角料，均进行了熔化处理。
这一项目被严格保密，外界鲜有人知，其目的在于防止敌方通过金相分析了解成分和工艺，进而制造出能针对该防弹钢板的武器。
因此，警卫参谋才会显得如此愤怒。他迅速平复情绪，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国际饭店展开搜索。
在出发前，参谋还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尽管调动了大量人力进行搜寻，但赵根友的“警卫皮包”依然下落不明。
警卫参谋坚信皮包不会无故消失，于是决定发动群众协助寻找。不久，国际饭店的服务员及其他员工被召集起来，目标是寻找一个黑色皮包。鉴于防弹钢板的信息必须保密，故不透露任何有关内容。
为了迅速找回皮包，参谋公开宣布：若有人主动归还，则不算偷窃；若有人提供线索，将给予奖励。
尽管如此，无人主动交出皮包。无奈之下，只能从众多人员中寻找嫌疑人，先排除有不在场证明的人，然后大家互相指证，以判断谁的话不可信。
经过一番努力，仍未找到嫌疑人。
警卫参谋预感到事态严重，遂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潘汉年也深感震惊。如果“警卫皮包”被有心人盗走，陈毅的安全将受到威胁。
陈毅的日程安排不为外界所知，但潘汉年对此了如指掌。在接下来的数日，陈毅将主持群众大会并公开发表讲话，而“警卫皮包”的失窃事件，让人不禁联想到最坏的可能。
潘汉年迅速作出反应，命令公安局立即展开调查，不仅要找回皮包，还要彻底查明事件经过。若此事为蒋介石或毛人凤的特务所为，陈毅的行程和安保计划都必须相应调整。
实际上，蒋介石与毛人凤确实在策划暗杀陈毅，其中包括军统特工劳有花和顶级杀手封企曾等人，他们正在密谋刺杀行动。
目前尚不清楚“警卫皮包”失窃案是否与这些人有关。此事件不仅引起了上海市委的关注，军方也开始介入，建议派遣两名高级军官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调查。
其中一位军官郭俊峰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该组共有七名侦察高手。
经过讨论，专案组推断皮包可能存在两个去向：仍在国际饭店或已被带离。这种说法虽然含糊，但为调查提供了线索。
专案组进一步分析，认为皮包很可能被内部人员藏匿，藏匿地点可能在国际饭店的隐蔽角落或某位宾客的房间内。
由于国际饭店是接待国际友人的场所，对旅客房间进行搜查可能会引起不满，甚至被视为安保不力，因此不宜采取这一措施。
专案组决定采取便衣行动，逐一进行询问。
在询问过程中，负责守卫大门的工作人员透露，若内部员工盗取皮包并企图藏匿或转移，他们几乎不可能逃脱监视，因为他们全天候都有人值班。
从他们的对话中，钱岚岚、钟松林、程阿根和隋留思四人被怀疑最为严重。
通过进一步的询问，程阿根的嫌疑最为突出。
程阿根是宴会期间的维修工，理论上，他不应出现在宴会现场。然而，由于宴会时电梯出现异响，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他被叫来修理。
程阿根在12:15完成修理，如果那时他离开，那么皮包不可能是他盗取的，因为赵根友此时才刚拿到皮包。
但有人声称在12:35看到程阿根离开。程阿根之所以被人记住，是因为饭店规定维修工不能穿着工服、携带工具包乘坐电梯下楼，即使是在维修电梯时，也必须走楼梯。
程阿根解释称，由于需要润滑油且时间紧迫，所以他选择了乘坐电梯。他还提供了购买润滑油的发票，声称五金商店的老板可以作证。
面对专案组的追问，他毫不畏惧，甚至表示愿意去公安局接受调查。然而，专案组还是将他带进了看守所，这让程阿根感到惊慌，并迅速坦白了一切。
程阿根承认，他那天匆忙乘坐电梯下楼是因为偷了饭店的一块废铜，打算卖掉。他声称购买润滑油也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核实了收破烂老板的说法，证实了程阿根的话。没想到，他交代的事情与“警卫皮包”事件无关。
由于线索中断，内部人员被排除，调查方向转向了外来人员。考虑到宴会期间所有外宾都未下过楼，专案组开始怀疑是否有人从楼上盗取了皮包，这种做法在业内被称为“闯窃”，即外来人员伪装潜入现场，作案迅速，难以察觉。
因此，调查重点转向了饭店的贵宾和宴会期间到访的人员。这些贵宾都有资料记录，进入饭店的人员也进行了登记。登记单显示，只有3人在皮包被盗当天进入饭店，且都已在皮包被盗前离开。
调查的重点转向了饭店内的贵宾。共有97名贵宾，其中23名是外国人。其中一家苏联三口因抗战期间帮助新四军，在上海解放后写信给潘汉年，请求重游上海，潘汉年便安排他们在国际饭店。
因此，这一家三口应该是清白的。此外，还有一支由20人组成的芬兰旅游团。在皮包失窃后的次日，他们离开了上海，转而前往北京。
据相关人员透露，这20人在上海计划游玩三天，期间均保持集体行动，未曾有任何人擅自离队。负责陪同的便衣警察指出，失窃当天，旅行团的20名成员均在虹口公园游玩。
基于这一信息，芬兰旅游团的20人成为了嫌疑人排除的对象。
在剩下的74名中国游客中，有14人是上海本地居民，其余则都是当时社会上富有的人士，他们纯粹是为了在国际饭店享受休闲时光而来。
由于这些人都有登记信息，专案组不得不对每个人都进行详细了解。在翻阅名单时，专案组老姜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惊讶地对着另一位组员说：“鲍正民，这怎么可能这么巧？”
在老姜接手“警卫皮包”案件之前，他一直在追踪蒋介石在上海的特务，其中一名姓贾的特务被老姜盯上。
这名特务被捕后，承认了自己的保密局身份，并供出了其他三名联络人，其中两名被捕，而未被捕获的正是鲍正民。
老姜的惊讶并不奇怪，因为鲍正民登记的资料显示他是在天津出差到上海，购买机械设备。
专案组迅速联系了饭店负责人，并通过服务员得知鲍正民即将与法华镇的刘三宝会面。
通过户籍信息查询，他们了解到刘三宝是一家茶馆的老板，曾参军并在孙传芳手下担任排长，后来加入黄金荣的青帮，并有过在法租界做包打听的经历。他在1945年开设了自己的茶馆。
上海解放后，毛主席下令找出所有有前科（当时称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由于排查难度大，陈毅下令这些人主动向公安局登记自首，自首者将不受追究，但如果被解放军查出来，情况就不同了。
刘三宝理应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但他对此毫不在意，无视了陈毅的通告。刘三宝确实有些手段。
当刘三宝被审问时，他显得十分从容，对公安人员指控他有历史问题也不以为意，甚至宣称最多三天就能获释。
果然，三天后，公安人员真的将他释放了。原来，在抗战时期，刘三宝曾是地下党员的联络人，了解许多隐秘战士的姓名。这次被捕后，他不得不透露出一连串的名字，其中一些甚至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公安人员对此感到困惑，核对后发现所有信息都准确无误，但仍犹豫是否应该放行。刘三宝看出了他们的犹豫，便建议他们去询问潘汉年副市长，他应该记得自己。
潘汉年确认刘三宝的话属实，并表示如果没有重大罪行，就应予以释放。
鲍正民为何会与刘三宝见面？难道刘三宝是双面间谍？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刘三宝和鲍正民见面时，公安人员迅速将他们抓获。刘三宝对此感到震惊，刚被释放又再次被捕。
鲍正民在接受审问时自称为天津某纺织厂的采购人员，此行目的在于采购机械设备。他提到，自上海解放以来，解放军的肃清行动非常激烈，因此他将原本为国民党军统执行的任务置之不理。
他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国民党人逃往台湾后，谁还会为他效力？在情感激动之际，鲍正民还表达了对新中国生活的赞赏，认为这里没有战乱，人们能吃饱饭，没有人愿意在刀口上舔血。
鲍正民与刘三宝的会面，是因为刘三宝认识卖机械的老板，希望通过他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刘三宝的审讯结果与鲍正民的说法一致，这证实了鲍正民没有说谎。
鲍正民是否在国际饭店偷走了“警卫皮包”仍是未知数。作为军统中校特工，他有可能盗取皮包，威胁到陈毅的生命安全。鉴于这些情况，专案组不敢掉以轻心。
专案组人员询问鲍正民为何选择住在国际饭店，仅为了采购机械，其他旅馆也足够使用。鲍正民略显尴尬地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位富裕的老相好，她不愿意住在便宜的旅馆。
后来证实，这位老相好的存在确实属实。专案组还查证了鲍正民提到的三家卖机械的老板，确认他们之间确实有联系。
这表明鲍正民已经改邪归正，“警卫皮包”并非他所偷。专案组老姜对此哭笑不得，原本的皮包案竟然意外挖出了军统特工，算是意外收获。
随着线索的断裂，如果不是偶然情况的出现，“警卫皮包”案可能无法告破。
当专案组人员感到沮丧时，国际饭店的一位客人因项链掉入床头缝隙而寻求帮助。
两名服务员移开床铺找到项链，其中一位经验丰富的服务员注意到项链上有类似花絮的灰尘，通常这个地方不会积累灰尘，除非床底。
她怀疑床底可能被移动过，并因此向专案组报告了这一情况。
在客人换房后，专案组对房间进行了检查，发现床底有一块用报纸包裹的钢板。
由于每块钢板上都刻有标识，唯有警卫员知晓这些号码，于是他们召唤了赵根友。赵根友仔细查看后，确认那确实是他的钢板，不禁疑惑，为何会将其藏于床下？
江河天组长迅速指示工作人员查阅该房间之前入住的客人信息。
发现是一对来自芬兰的旅游夫妇，男方名为哈默尔。
哈默尔目前随旅游团前往北京，而且据便衣警察所述，案发时这20名芬兰游客均能提供不在场证明，他们当时正于虹口公园游玩。
尽管如此，突破点似乎只能从哈默尔夫妇那里获得。
专案组的老黄提出疑问：“我们是否一直将重点错置，一直认为是特务所为，旨在刺杀陈毅？
那么，这会不会只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为何钢板还留在床底？显然，窃贼认为它不值钱，于是只拿走了皮包而留下了钢板。”
老黄的话犹如醍醐灌顶，他建议重新联系便衣警察，了解当天的具体情况。
专案组找到便衣警察，让他回忆当天的情形。便衣警察回答说：“当时确实有20人，其中7名男性，13名女性。”
老黄对此表示疑惑，因为国际饭店的登记显示是8名男性，12名女性。
这时，便衣警察才想起，原来有一名男性因事未能前来，他便让表妹陪同妻子一同游玩。
老黄对此表示不满：“这么关键的信息，你怎么能忘记呢？”
言罢，众人迅速行动，赶往哈默尔夫妇的住处。
抵达北京时，哈默尔夫妇正忙于整理行囊，准备前往香港度假。
专案组人员的到来，哈默尔夫妇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哈默尔迅速从行李中取出皮包，声称自己一时冲动，犯下了错误。
老黄指出，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惯犯所为。新手怎会有如此熟练的手法和侦查规避能力。
在专案组的审问中，哈默尔承认，自己在芬兰曾是一名小偷，但已有多年未再作案。
事发当天，他因身体不适，让表妹陪伴妻子游玩，本想留在房间休息，不久后便感觉好转。
于是外出散步，恰好看到陈毅在外迎接贵宾，两名警卫员手持黑色包裹，他误以为那是贵重物品。
于是，他决定跟踪，趁赵根友打饭之际，将皮包盗走。打开一看，原来只是钢板，但考虑到皮包外观精美，他决定留下皮包，将钢板藏于床下。
“警卫皮包”案由此告破。哈默尔的行为已不再仅仅是盗窃，专案组按照既定计划，将他拘留，并移交上海方面处理。
正如那句俗语所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那个年代的侦查人员，都怀揣着不查明真相誓不罢休的决心，许多看似无法侦破的案件都被他们一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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