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军进攻东北，若张学良死守，结局会不同吗？

1931年，那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唤醒的远不止是沈阳城的沉寂。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恒难以抚平的伤痕。面对仅有的一万五千名日军，三十万东北军却选择了放下手中的武器，眼睁睁地看着白山黑水之间的大片领土沦陷。

“实力差距巨大，那是为了保存战斗力，避免无辜百姓遭受牺牲！”然而，在这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思量和遗憾。今日，我们不急于做出评判，只将这段历史分割成细小的片段，逐一深入探讨。

在那个金秋时节，沈阳城郊炮火连天，日寇突然发动进攻。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拥有强大军力的东北军却选择了“不战”。这三个字简单而沉重，不仅让东北辽阔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迅速陷落，更如同尖锐的刺痛，深深地烙印在民族历史的深处。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疑问，横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究竟是一场被迫的撤退，还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战术失策？

“看似实力差距明显”的观点初听或许合乎常理。然而，仅过一个月，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凭借仅有三个团的杂牌军，在没有外援支援的情况下，竟能够面对装备精良的三万日伪军，在江桥浴血奋战达半月之久。这又揭示了什么呢？它揭示了东北军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样脆弱，即使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反抗的火焰依然能够被点燃。

究竟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出于何种考量？这难道仅凭一纸命令就能轻易作出决定吗？不少后人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蒋介石发出的那份“不抵抗”的密令。他们认为，作为军人，张学良理应无条件服从。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似乎让张学良显得被迫无奈。但若深入思考，这种说法实则站不住脚。

即便张学良当时拥有国民党副司令的职务，但其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位掌握着强大势力、仅次蒋介石的“东北霸主”。如此能指挥三十万大军的人物，难道真的会只因一纸电报，便轻率地抛弃祖辈创立的江山，不顾家族深仇大恨，自愿背负千载骂名？若蒋介石真的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他大可不必借助电报，直接下令让张学良交出兵权，放弃东北王的地位。以蒋介石的个性，他恐怕早已如此行事。

因此，将责任全然归咎于蒋介石，实乃对那段历史的严重误读。事实上，促使张学良作出放弃东北决断的，唯有他本人。即便蒋介石的指令确曾下达，它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的“借口”，而非决定命运的“枷锁”。

一旦遭受某列强的欺凌，便设法借助其他列强的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

此方法在历史上并非无先例可循。以甲午战争为例，战后日本夺取了辽东半岛，然而，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三国联合施压，迫使日本将已到嘴边的利益再度吐出。再看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俄国乘机并吞了东三省，然而，英美两国却支持日本，使日本在中国领土上与俄国正面交锋，最终将俄国势力驱逐出南满。这些历史上的成功案例，无疑在张学良等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日本越是不择手段，列强便越加戒备，反抗也将更为激烈。待到英美等西方列强介入对日本的制裁，难道不是可以轻易重返我朝思暮想的大东北吗？何必亲自充当那“替罪羊”，与日本正面冲突，徒然损耗自己的力量？

国际风云已变，大环境与往昔迥异。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全球正深陷于“大萧条”的泥沼之中，各国自顾不暇，根本无意为了中国与日本而燃起一场大战。最终，他只能面对国际联盟那几句空洞无物的谴责，以及后世史书中对“国际调停”的嘲讽。张学良的悲剧，正是历史惯性思维与时代巨变的残酷交锋。他怀揣着旧世界的地图，试图在新的道路上前行，却最终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迷失了方向。

假如张学良不曾寄望于那难以捉摸的国际调解，转而依靠自身力量，那么历史可能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或许有人质疑，东北军是否真的具备战斗力？尽管拥有三十万之众，听起来令人畏惧，但若真刀真枪地交锋，他们能否坚守阵地呢？事实是，他们完全有能力一战，并且胜利的可能性极高。从装备角度来看，东北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其装备水平仅次中央军。在张作霖统治时期，东北地区建设了众多兵工厂，且白山黑水地区资源丰富，这为长期战争的物资需求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审视兵员素质，江桥抗战中的马占山，台儿庄战役里的于学忠，他们铁一般的意志有力地驳斥了东北军是“庸师弱旅”的谬论。他们“非兵不勇，只是将太怯”的说法显然不妥。更需指出的是，东三省乃东北军将士的故土，那里有他们的亲人、家园和祖坟，士兵们无路可退。一旦战火燃起，保家卫国的激情必将被全面点燃。

不到一年光景，上海地区便遭遇了“一·二八”淞沪战役。蔡廷锴所率领的第十九路军，尽管是一支地方性的军阀部队，人数仅有五万，却顽强抵御了日军海陆空总计七万人的连续攻势，坚守阵地长达一个月之久。事实上，十九路军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上均不及东北军，所遭遇的敌军数量更是超过了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关东军的万人之众。然而，他们竟能坚守一个多月而不败，那为何东北军面对仅一万五千人的日军时，竟显得如此难以抵御呢？

固然，有人指出日军后续可能继续增兵，这无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我们亦需审视当时日本的国内局势。那时的日本同样深受大萧条之苦，失业率急剧上升，众多流民涌入军队。这一现象催生了国内两大势力——“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崛起。统制派由政治精英组成，精通国际法则，他们主张对外采取“逐步蚕食，零敲碎打”的策略。相对而言，皇道派则是一群渴望改变命运的“失业暴民”，他们思想激进而少计后果，提倡“横冲直撞，无所顾忌”的行动方式。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便是皇道派的典型代表。

设想当时，若张学良能够成功抵御那一万五千名关东军的进犯，那么台上的统制派势必将对那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皇道派成员实施严厉惩处，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对外形象。然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却使得这些皇道派成员成就了所谓的“不朽战功”，从而彻底掀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他们以“实践”之名，证实了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自此皇道派势力迅速壮大，日本亦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全面扩张的道路。反之，若当时进行抵抗，至少可为统制派提供一个“打压”皇道派的正当理由，或许还能暂时减缓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

即便东北军最终未能抵挡住日本全国军队的攻势，东北地区是否仍有逆转的可能？答案是有可能的，因为可能还有外部援助的机会。这种援助并非来自当时自身难保的英美法三国，而是来自北方的“沙俄后继者”——苏联。自晚清时期起，东北这片战略要地就一直是日本与沙俄争夺的焦点。苏联继承了沙俄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同样对东北地区抱有极大的兴趣。过去，张学良还曾因中东铁路问题与苏联发生过冲突。

若日本全力进攻东北，国内国民政府及众多军阀均不可信赖，唯有苏联似乎值得信赖。鉴于苏联对东北领土的觊觎以及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深仇大恨，若允许其介入，必会形成“双雄相斗”的局势。届时，张学良或许会倾向于苏联一方，驱逐日本势力出东北。苏联能否战胜日本？诺门坎战役的结局已充分证明：作为工业实力相对薄弱的三流国家，日本在传统列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有人质疑，这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赶走日本，却迎来俄国，东北难道不是又陷入困境？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策略差异。日本若独占东北，西方列强或许只能暗中忍气吞声。但若苏联独占东北，即使西方列强自身陷入困境，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协助中国驱逐苏联势力。这是为何呢？因为苏联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政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的扩张，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

这种忧虑，今日之我辈或许难以深刻感同身受。回顾一战时期，德国即便在国内面临共产党起义的动荡，战场之上亦未显败迹，却依然选择了放下武器投降。二战时，法国的溃败，亦与巴黎共产党引发的骚乱有着密切联系。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国家破败、民族受辱，尚可忍受，但绝不能容忍共产党从中渔利。外来势力的侵略，或许只是为了财富，然而共产党的进攻，却关乎生死存亡。基于这一前提，若张学良能坚持抗战，保住东北故土的可能性无疑是极大的。

回望那段历史，张学良在晚年曾言：“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在我，而非蒋介石之过。”许多人误以为他是在为蒋介石开脱，实则，这声“我的责任”或许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真挚之词。他或许终于领悟，在那波诡云谲的年代，他走错了一步棋，留下了永恒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