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请读者理性阅读。
1941年12月初的夏威夷，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海风与鸡蛋花的甜香，但对于美国海军“卡明斯”号驱逐舰（USS Cummings, DD-365）的副舰长威廉·奥特布里奇上尉而言，每一口呼吸都带着令人窒息的压抑。
“奥特布里奇！你的脑子是被海鸥叼走了吗？我命令的是右舵十五，不是让你在这儿给我画圈！你想把这艘船开到福特岛的草坪上去吗？”
舰桥上，舰长乔治·达德利·库珀少校的咆哮声如同劣质的扩音喇叭，刺得人耳膜生疼。
奥特布里奇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地执行着命令，瘦削的脸上，鼻梁上的眼镜后面，眼神却冰冷如深海。
“是，长官。”他用毫无波澜的语调回答，心中却早已将这个被他私下称为“不中用的家伙”的库珀少校诅咒了千百遍。
三十五岁的奥特布里奇，身材清瘦，耳朵宽大，看上去文质彬彬，像个羞怯的历史老师，而不是一名在惊涛骇浪中闯荡多年的海军军官。
然而，在他看似温和的外表下，却藏着一股倔强的硬骨头。
他与库珀少校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
“格蕾丝，我亲爱的，”他在深夜的舱室里，借着昏暗的灯光给远在圣迭戈的妻子写信，“今天库珀又在全舰面前羞辱我，他就是个卑鄙、猜忌成性的小人，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一个披着海军制服的恶魔。我真不明白，海军怎么会让这种人指挥一艘驱逐舰。”
他甚至在信中坦言，自己对与库珀共事的厌恶，已经到了宁愿去挨一刀的地步。
“我预约了下周一做扁桃体切除手术，这是医生早就建议的。说实话，我甚至有点期待，要是船在我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开动，那我可要乐坏了。任何事情都比每天看到库珀那张脸要好。”
离开“卡明斯”号，成了奥特布里奇当时唯一的执念。
最佳方案是调往岸上岗位，这样他就能和妻子格蕾丝以及三个年幼的儿子团聚。
“真希望能亲自抚养他们长大，”他笔尖下的思念几乎要溢出纸面，“我觉得他们有成长为优秀男人的潜质。格蕾丝，我们步入了人生的美好阶段，更成熟，也更睿智，只盼能多些相处的日子，属于我们的时刻终会到来。”
但军人的家庭总是伴随着现实的压力。
奥特布里奇当时的月薪是356美元，这笔钱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少，但在当时，为圣迭戈的家里添置一辆新车和一台洗衣机，就几乎掏空了他们的银行账户。
“假如我阵亡，”他在信中冷静地为妻子规划着未来，“海军互助会将立刻给你汇款1500美元，财政部也会支付1500美元抚恤金。我还在纽约互助人寿保险公司买了份5000美元的保险，足够应急或用作孩子们的教育储备金。”
信的末尾，他写道：“这些都是为防止我今年阵亡所作的安排。”
这不是危言耸听。
作为一名低级军官，奥特布里奇无权接触那些标记着“绝密”的高层通报，更不知道美国海军已于11月27日，基于对日本异常军事调动的情报，向太平洋舰队发布了“战争警报”。
但他读报纸，听广播，夏威夷街头巷尾关于日本的流言蜚语也从未断绝。
战争的阴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太平洋上空聚集。
“真想知道日本人接下来会做什么，”11月27日深夜，他在信中写下这句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军人特有的敏锐直觉。
就在奥特布里奇以为自己只能靠一场手术来换取片刻安宁时，命运却以一种他完全没想到的方式，给了他一个惊喜。
海军人事局的某位官僚，在审阅堆积如山的文件时，注意到了他的调职申请。
档案显示，这位备受上司打压的副舰长，早已具备了独立指挥一艘舰艇的全部资质。
于是，一纸调令下来，奥特布里奇被任命为平甲板驱逐舰“沃德”号（USS Ward, DD-139）的新任舰长。
原定于12月1日的扁桃体手术被立刻搁置，因为他必须在12月5日接管他的新船。
“十二月是我的幸运月！”他兴奋地在给格蕾丝的信中写道，“我得到了一艘很棒的军舰，还有全世界最棒的妻子！”
“沃德”号是一艘老船了。
这艘拥有四个标志性烟囱的平甲板驱逐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1918年才在马雷岛海军造船厂下水，舰龄比舰上许多水兵的年纪都大。
但奥特布里奇毫不在意。
“登上这艘老旧的‘锡罐’，仿佛回到了从前，”他对自己熟悉的老式驱逐舰感到亲切，“但舰员们的斗志尤其令我震撼。他们几乎全是预备役军人，却充满活力与干劲，表现远超平均水平。但愿这艘船能成为快乐、勤勉而高效的伙伴。”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拂晓时分。
在连续度过了8426个和平的日子后，“沃德”号解开缆绳，悄然划过珍珠港平静的水面。
奥特布里奇站在舰桥上，海风吹拂着他的制服，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喜悦。
就在一天前，他还是“卡明斯”号上那个受气的副手，而此刻，他已经是这艘船的最高指挥官。
“舰长。”一名年轻的舵手向他报告航向，声音清脆而尊敬。
奥特布里奇点点头，嘴角抑制不住地微微上扬。
这声音，对他来说，如同天籁。
“沃德”号隶属于瓦胡岛第十四海军军区，任务是在珍珠港外围的防御海域进行反潜巡逻。
这是一项枯燥但至关重要的任务，日复一日，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像一个忠诚的看门人，保卫着太平洋舰队的老巢。
新职务意味着他可以在岸上拥有住所。
奥特布里奇已经开始为家人规划未来。
“格蕾丝，瓦胡岛正在大兴土木，搞一栋新住宅应该不难。房子一定会靠近学校、军需处和医院，”
他试图说服妻子，这里是现代化的美国领土，而非原始的热带岛屿，“只要日本人不轻举妄动，我们在这座岛上一定能度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
如果一切顺利，格蕾丝和孩子们将在圣诞节后搭乘“马森”号邮轮抵达。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
首次巡逻的第一个夜晚，奥特布RI奇就在海图室的折叠床上睡着了。
他睡得断断续续，新官上任的兴奋与责任感让他无法完全放松。
12月7日，星期日，凌晨3点57分。
一阵急促的信号灯闪烁，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正在附近海域作业的扫雷舰“秃鹫”号（USS Condor）发来报告：“在港口入口处发现潜望镜。”
奥特布里奇立刻被叫醒，“沃德”号随即前往查证。
然而，经过一番搜索，海面上风平浪静，声呐也没有任何发现。
“也许是看错了，”奥特布里奇对他的执行官奥斯卡·戈尔兹（Oscar W. Goertz）少尉说，“也可能是一条大鱼。继续巡逻吧。”
“沃德”号随即恢复了它悠闲的往返航线。
清晨6点37分，太阳刚刚从海平面升起约十分钟，天空微白，似乎又将是一个温和多云的夏威夷假日。
奥特布里奇刚刚在海图室的床上再次睡着，一阵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急促的呼喊声猛地将他惊醒。
“舰长！快上舰桥！”
这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惊骇与急切，仿佛预示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变故。
奥特布里奇一个激灵坐起来，抓起眼镜戴上，随手抄起身边的一件睡袍披在身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是一件日式和服。
他冲上舰桥，顺着舵手和几名水兵惊恐的目光向前望去。
大约七百码外，一个黑色的物体正微微露出水面。
在他们的左舷方向，海军货船“天蝎座”号（USS Antares）正拖着一艘驳船，缓缓驶向珍珠港入口。
而那个移动的黑色物体，就鬼鬼祟祟地躲藏在“天蝎座”号与驳船之间的尾流中，企图利用货船作为掩护，偷偷溜进港口。
那是一座潜艇的指挥台围壳！
它的外形轮廓，与奥特布里奇所熟悉的任何一艘美国潜艇都截然不同！
“那是什么鬼东西？”执行官戈尔兹少尉举着望远镜，声音里充满了困惑。
奥特布里奇只瞥了一眼，大脑瞬间一片清明，所有的犹豫和不确定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他这位刚刚上任不到两天的新舰长，在职业生涯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丝毫的迟疑。
“全舰进入一级战备！”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警报声瞬间响彻全舰。
炮手们像被弹簧弹射出去一样，飞奔至各自的炮位。
水兵们在各个舱室间飞速穿梭，关闭一道道沉重的水密门。
主机舱接到“所有引擎全速前进”的命令，老旧的“沃德”号仿佛一头被唤醒的猛兽，锅炉发出愤怒的嘶吼，航速在短短几十秒内从巡航的5节骤然提升至惊人的25节！
舰体猛地向前冲去，在海面上划出一道巨大的白色航迹，调整航向，如同一支离弦之箭，直插“天蝎座”号与那艘不明潜艇之间。
那架势，几乎是要用自己一千多吨的舰体，将那个水下入侵者直接撞成两段！
那艘袖珍潜艇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死神的逼近。
在望远镜里，奥特布里奇能清楚地看到它锈迹斑斑的弧形艇体上长满了青苔和藤壶，艇艏和艇艉都浸没在水中，也没有配备任何甲板炮。
当时，“沃德”号上的全体官兵都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日本帝国海军为偷袭珍珠港而秘密研发的杀手锏...
“甲标的”微型潜艇。
“距离一百码！”测距员大声报告。
换作任何一个优柔寡断的舰长，此时或许还会犹豫，还会去思考向一艘不明潜艇开火是否会终结脆弱的和平。
但奥特布里奇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防御海域，任何未经许可的潜艇，都是敌人。
“舰首四英寸主炮，开火！”他果断下令。
“轰！”
一声巨响，“沃德”号舰首的一号主炮喷吐出长长的火舌。
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堪堪从微型潜艇的指挥台围壳上方掠过，在远处的海面炸开一团巨大的水花。
“该死！打高了！”炮长懊恼地大骂。
“沃德”号在高速中继续逼近，距离迅速缩短。
“距离五十码！目标位于右舷正横！”
“三号炮，开火！”奥特布里奇再次下令。
这一次，位于驱逐舰中部的三号主炮没有让他失望。
“轰！”
炮弹精准地撕裂了空气，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头扎进了微型潜艇指挥台围壳的水线连接处。
一声沉闷的金属碎裂声传来，潜艇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猛地向后一挫，肉眼可见地停顿了一下。
一个黑色的破洞出现在指挥台围壳上。
“命中了！我们打中了！”舰桥上一片欢呼。
“沃德”号凭借巨大的惯性从被击中的目标前方冲过。
奥特布里奇死死盯着那艘潜艇，“它好像在减速下沉。”
就在此时，那艘受伤的日本潜艇似乎还想做最后的挣扎，试图潜入水下逃离。
“投放深水炸弹！”奥特布里奇吼道，“设定深度一百英尺！”
当潜艇挣扎着穿过驱逐舰搅起的尾流时，四枚圆滚滚的深水炸弹从“沃德”号的尾部滑轨上接连滚落，噗通、噗通地砸入海中。
负责投放炸弹的士兵马斯克扎维尔兹后来回忆说：“我眼睁睁看着那艘潜艇直接冲进了我们第一枚炸弹的爆炸区。”
几秒钟的死寂之后，四股巨大的水柱猛地从海面冲天而起，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沃德”号的舰尾甚至被剧烈的冲击波抬离了水面。
奥特布里奇下令调转船头，返回刚才的交战区域。
海面上，一片黑色的油污正在阳光下泛着五彩的光，迅速向外扩散。
声呐操作员报告：“听不到任何水下动静，长官。它完蛋了。”
舰上的官兵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们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在刚刚过去的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打响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一炮。
奥特布里奇迅速走进海图室，亲自拟写电报。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极度的兴奋和紧张。
第一封电报很快被加密发出：“我舰已在防御海域对潜艇投放深水炸弹。”
发出之后，他立刻感到不妥。
“不行，这样说太模糊了，”他对执行官戈尔兹说，“这听起来像是我们仅仅根据声呐回波做出的反应，他们可能会以为是虚警。我们是亲眼看到了它，并且开火命中了它！”
他必须让基地里那些官老爷们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那里确实有一艘潜艇，海面上的油污就是铁证。
于是，仅仅两分钟后，一封措辞更精准、也更具冲击力的第二封电报发出去了。
“我舰已对防御海域内活动的潜艇实施了攻击、开火及投掷深水炸弹。”
奥特布里奇特意加重了“开火”这个词。
他甚至不放心地拿起无线电话，用明语追问了一句：“司令部，你们收到我最后那封电报了吗？是否完全理解了电文的意思？”
电报于1941年12月7日早上6点54分从“沃德”号发出。
奥特布里奇站在舰桥上，紧盯着珍珠港的方向，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现在，他只能等待，等待港口拉响凄厉的警报，等待整个太平洋舰队从沉睡中苏醒。
然而，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港口方向依旧一片宁静，只有海鸟在晨光中盘旋。
奥特布里奇的报告，如同石沉大海，沿着海军第十四军区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链，开始了它缓慢而致命的旅行。
军区参谋长约翰·厄尔上校接到报告后，第一反应是：“又是那些断断续续的虚假报告之一。”
他虽然按规定上报给了军区司令克劳德·布洛克海军上将，但后者只是懒洋洋地反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收到过太多这种东西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直到上午7点20分左右，太平洋舰队值班军官文森特·墨菲中校才辗转得知此事。
他焦急地想联系“沃德”号确认细节，却发现线路始终占线。
他一路小跑赶到舰队总部，终于在7点40分左右，将电话打到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的官邸。
此时，距离奥特布里奇发出那封致命的电报，已经过去了整整46分钟。
金梅尔在电话那头平静地告诉墨菲，他正在穿衣服，马上就去办公室，但没有下达任何紧急命令。
墨菲握着冰冷的听筒，手心全是汗，一种巨大的、无形的不安攫住了他。
他正想再向金梅尔强调“沃德”号报告中“开火”一词的重要性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撞开，一名文书军士脸色惨白地冲了进来，声音因恐惧而变形：“长官！信号塔刚刚传来消息……日军正在空袭珍珠港！这不是演习！”
墨菲整个人瞬间凝固，电话听筒从他僵硬的手中滑落。
窗外，第一声沉闷的爆炸，如同远方的闷雷，滚滚而来，震得玻璃嗡嗡作响……
那一声爆炸，是战争的序曲，也是对过去一个小时里所有犹豫、怀疑和拖延的无情审判。
墨菲中校在电话里对金梅尔上将吼出了那句改变世界的话：“将军，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
随即，整个福特岛的舰队总部陷入了地狱般的混乱。
而在港口外，“沃德”号上的奥特布里奇和他的船员们，成了这场灾难最近的旁观者。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涂着血红色太阳标志的日本飞机，如同嗜血的秃鹫，从云层中俯冲而下，将炸弹和鱼雷倾泻在毫无防备的战列舰上。
巨大的火球和浓密的黑烟，一团接一团地从港内升起，曾经威武雄壮的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在惊天动地的爆炸中，变成了一堆堆燃烧的钢铁坟墓。
“我的上帝……”奥特布里奇喃喃自语，紧握的拳头指节发白。
他打响了第一枪，却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他的预警，最终沦为了这场巨大悲剧中，一个令人扼腕的“倘若当初”。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威廉·奥特布里奇上尉或许是整个瓦胡岛上，心情最复杂的人。
“礼拜五刚登舰，礼拜六清晨启航，礼拜天便开战了。”他在一封延迟了好几天才寄到圣迭戈的信中，向妻子格蕾丝讲述着这不可思议的经历。
“‘沃德’号如今声名远扬，”他写道，这艘老旧的驱逐舰被媒体誉为“珍珠港的守望者”，“这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这番话，在遍地哀鸿的珍珠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他紧接着写道：“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的人失去，有的人得到。我为那些逝去的同袍感到悲伤，但作为一名军人，我为自己和我的船员在关键时刻履行了职责而感到骄傲。”
他并不知道，在他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妻子格蕾丝正经历着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圣迭戈的海军社区里，一片死寂。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位丈夫、父亲或儿子在太平洋舰队服役。
“说真的，这里的氛围简直令人窒息，”格蕾丝在给丈夫的回信中写道，她当时并不知道奥特布里奇能否收到这封信，“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每天都有新的伤亡名单公布，我不敢去看，又忍不住想去看。”
第二天，她又写道：“官方的伤亡名单出来了，我没收到任何通知，所以我猜你肯定平安无事。但只要没看到你的亲笔信，我的心就一直悬着。我愿付出一切代价，只为知道你身在何处，在干什么。”
袭击发生近一个星期后，一封电报终于送到了格蕾丝手中。
她犹豫了许久才敢拆开，上面只有短短两句话：“平安喜乐，威廉·奥特布里奇。”
“我如释重负地坐下，放声大哭，”格蕾丝在回信中写道，“随后我给自己调了一杯烈酒，端着酒杯坐在电话旁，逐一回复了所有打来电话询问你消息的朋友。那一刻，我是整个社区里最幸福的女人。”
太平洋战争的烈火就此点燃。
奥特布里奇和他那艘“幸运”的“沃德”号，继续在战火中履行着自己的使命。
但命运似乎格外偏爱戏剧性的巧合。
1942年9月，奥特布里奇因其在珍珠港事件中的果断表现获得晋升，调离了“沃德”号舰长的岗位，前往华盛顿特区的海军运输司令部任职。
他以为自己与那艘开启他“高光时刻”的老船缘分已尽，却没想到，两年多以后，他们会以一种最残酷，也最悲壮的方式“重逢”。
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纪念日。
菲律宾，奥尔莫克湾战役。
此时已晋升为中校的威廉·奥特布里奇，正站在一艘更新、更强大的驱逐舰“奥布莱恩”号（USS O'Brien, DD-725）的舰桥上，指挥着战斗。
海面上炮火连天，空中，日军的“神风”特攻机正发动着疯狂的自杀式攻击。
突然，一架“神风”战机突破了防空火网，一头撞向了不远处的一艘老式驱逐舰。
那艘船，正是“沃德”号。
飞机精准地撞上了军舰右舷的水线处，剧烈的爆炸瞬间将舰体中部撕开一个大口子，航空燃油引发的大火吞噬了整艘军舰。
由于舰上的主水管在爆炸中被毁，水压尽失，损管人员根本无法灭火。
火势迅速蔓延，很快引燃了弹药库。
“沃德”号的舰长下达了弃舰命令。
为了避免这艘燃烧的“浮动炸弹”漂流到友军舰队中造成更大的灾难，上级传来一道冰冷的命令：由邻近的“奥布莱恩”号驱逐舰，立即击沉“沃德”号。
命令传到舰桥，执行官看着奥特布里奇，脸色凝重：“长官……目标是‘沃德’号。”
奥特布里奇举着望远镜，看着那艘在烈火中挣扎的、他无比熟悉的四烟囱驱逐舰，沉默了许久。
那是他的第一艘船，是他事业的起点，是承载了他“最高光时刻”的功勋舰。
“我知道。”他缓缓放下望远镜，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
“长官，我们……”执行官不知该如何措辞。
“执行命令。”奥特布里奇打断了他，“她是一艘勇敢的战舰。我们不能让她落入敌手，也不能让她这样痛苦地燃烧。给她一个体面的、属于战士的结局。”
他重新举起望远镜，仿佛要将老朋友的最后身影，永远刻在脑海里。
“‘奥布莱恩’号主炮，瞄准‘沃德’号水线。开火。”
炮声响起，亲手为自己的第一艘功勋舰送行。
在珍珠港事件三周年的清晨，“沃德”号，这艘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第一炮的老兵，在成就了它传奇的同一天，带着满身创伤，缓缓沉入了奥尔莫克湾冰冷的海底。
战后，奥特布里奇继续在海军服役，并于1957年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
然而，他和他的船员们，却始终背负着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疑问。
尽管他们坚称自己击沉了一艘日本微型潜艇，但由于缺乏物证，怀疑和非议从未停止。
许多历史学家和军方人士认为，那可能只是一个紧张状态下的误判。
就连著名的深海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也在2000年对相关海域进行了搜索，却一无所获。
“沃德”号的战功，似乎将永远成为一桩悬案。
直到2002年8月，一个由夏威夷大学科学家组成的考察团队，在执行例行海底测绘任务时，他们的载人潜水器，在珍珠港以南约三海里处，水下约四百米的深海中，偶然发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
那是一艘锈迹斑斑的微型潜艇。
它静静地躺在黑暗的海底，艇上的两枚鱼雷完好无损，舱门紧闭，将两名日本艇员永远封存在了里面。
而在它那小小的指挥台围壳上，一个清晰的、由炮弹造成的破洞，赫然在目——那正是“沃德”号三号主炮留下的致命伤。
潜水器驾驶员特里·科比在看到那个弹孔时，感到一阵战栗。
“那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时刻，”他后来说，“因为我意识到，正是这一击，点燃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烽火。”
历史的真相，在迟到了六十一年后，终于浮出水面。
威廉·奥特布里奇和“沃德”号的船员们，终于得到了迟来的清白和荣耀。
1986年，奥特布里奇少将在佐治亚州的家中逝世，享年八十岁。
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功被最终证实的那一刻，但历史，终究没有忘记这位果断的舰长，和那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老旧驱逐舰。
穿日式和服的美军舰长：奥特布里奇发现日军潜艇时，竟披着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