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旧照中的军衔，为何有中将还有上将？实为两大阵营三次授予

1975年12月，周总理卧病在床，无法进食，全身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然而，他依然坚持工作，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曾多次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还关心地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表示了关切。总理的病情在1976年1月7日持续恶化，在弥留之际，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医生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周总理已经去世。周总理与世长辞，留下了他最后的一句话。1月8日上午，全国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总理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回顾其光辉历程可谓是革命家、军事家的典范。周总理曾多次荣获两大阵营的军衔，既有中将又有上将，每一次都是对他的重任委以予以。一、我军军衔制的历史回顾一般来说，当谈到军衔时，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军人肩膀上的星星标志，因为军衔是军事制度的一种体现，它的等级设置与军队规模、职务等级等因素息息相关。周恩来被授予中将军衔。众所周知，直到1955年我军才正式实行了军衔制。在战争时期，我们党曾计划两次推行军衔制度，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每次都无法立即实施。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中央军委就在抗日战争初期明确指出，我军需要实行军衔制度。朱德总司令和彭老总曾联合向毛主席表达了解决军队制度问题的紧迫性。一个多月后，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八路军总司颁布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该训令参考了老蒋军队的编制区分。朱德和彭德怀然而，随后进入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得不停止。1946年1月31日的“政协决议”后，在老蒋接受了和平相处的情况下，我党很快就做出了关于军队整编的决定以适应当时的形势。然而尽管评衔工作还未开始，老蒋却突然翻脸不认人，发动了全面内战。这是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直到1955年1月，中央才公布了关于我军军官服役的条例，决定在同年10月1日实行军衔制，评衔工作一再被耽搁。初步评选工作中，毛主席被提名授予大元帅，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为元帅。然而在讨论阶段，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主席毛泽东他还向负责授衔工作的中央领导表示：“我不想担任大元帅，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也感到不舒适！在群众中演讲和活动也很不方便！我认为，目前地方工作的人都不需要评定军衔！”为了推动评选工作的进行，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三位领导积极响应主席的号召，自愿放弃了元帅军衔。因此，在建国前的几段特殊时期，周公出现了佩戴军衔的情况。二、黄埔军校最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周公乘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是在1920年11月，他在旅欧期间考察了工人及学生运动，并大量阅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开始追崇共产主义理想。春天到来的第二年，周公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建党小组，成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从那时起，他积极参与各种党内活动，并担任了中共旅欧部书记的职务。周恩来（图中左二）与介绍他入党的人留下了合影。与此同时，在广州，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下令发动北伐运动。然而，就在他专注于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时，却遭遇到了心腹陈炯明的背叛。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炯明是一位大军阀，后来被任命为广东都督。尽管他掌握着军权，但并没有多大野心，为了保持实力，他总是不愿意去冒险。因此，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心存疑虑，并多次以“联省自治”的借口来阻挠北伐的进行。孙中山和陈炯明1922年6月16日，最终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并下令手下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这件事情之后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成功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因此，他决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1924年1月，孙中山指派老蒋担任筹备委员长一职，负责筹备陆军军官学校的建设。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的学校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终于正式成立。学校总理由孙中山担任，他将主持学校的主要事务。同时，老蒋被委任为校长，廖仲恺则担任党代表。由于学校坐落在广州黄埔地区，因此大家习惯性地将其称为“黄埔军校”。位于中国广州的黄埔军校，是一所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学府。1924年又是两党合作关键期，广州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后，因急需大量人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指示决定送一批干部包括周恩来回国。周公刚到广州不久，就接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并参与了一些军事指挥工作。1924年11月，时年26岁的周公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被孙中山大元帅府授予中将衔。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开展工作，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好感，工作成效显著。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留下了一张照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当时军衔制度尚未完善，所以周公的军衔并不在他的军装上显示出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和军衔都很高，加之他总是以诚待人，所以黄埔前三期的学生，不管后来混得多么风生水起，看见周公都毕恭毕敬。1925年1月，周恩来出席了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由于周公平时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所以这次东征的主力军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的英勇作战精神感染着广大工农群众，因此第一次东征很快取得了胜利。经过7个月的时间，黄埔学生军被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被任命为该军的政治部主任，并且他的政治思想在军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周恩来（站在前排中间）和梅县商会代表高兴地合影留念，迎接东征军代表。老蒋在领导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后不久，于1927年3月决定采取暴力手段清除共产党，并与汪精卫密谋，策划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了对抗蒋中正，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人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与反动势力彻底划清界限。自1928年起，周恩来的才干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开始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期成立了中央特科，其主要职责是抓捕叛徒特务和搜集情报。他还积极扩建根据地，为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合影（右三）。享有上将待遇的是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的人。1937年来临之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摒弃成见，决意齐心协力抗日。老蒋一直不同意我党将陕北红军单独整编为一个“路军”，这是出于限制我军发展的目的。直到上海被占领之后，前线战局变得紧张，国军已经难以抵挡日军的侵略。而在这个关键时刻，老蒋才同意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兵力。为了便于与“友军”进行沟通交流，我军的主要将领也因当时老蒋的军队已经开始实行军衔制而被授予了军衔。蒋介石需要留意的是，老蒋在1935年就为他的军队实行了军衔晋升制度。1935年，国共两党正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老蒋不会承认我军将领的身份，也就没有授衔一说。因此，在抗日时期，我军没有进行正式的军衔晋升记录，因此我方主要将领的军衔都是根据其职务而确定的。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多次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但都遭到周公婉言拒绝。老蒋无奈之下，只得亲自出面，并当面表示愿意担任副部长一职，以调解双方。最终，延安方面出于对抗战的需要，同意周恩来正式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同时担任副部长一职，然而他的待遇远不及周公。周恩来与黄琪翔进行了会晤。周公虽然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虽然他的军衔是中将，但待遇却与上将相当。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中将的月薪为160元，而上将的月薪为240元。国民政府特批，周恩来每月可领取240元的工资，然而他一向勤俭节约，将所有薪水用于交纳党费，与其他同志一起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周公在到达武汉任职后，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筹建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并且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队伍。在周公的劝说下，郭沫若当时接受了第三厅厅长的职务，激发了文化界、学术界等知名人士参与抗战。这些文人志士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意识，成为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在武汉的合影中，周恩来与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排成一行。周恩来在武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接触，不仅动员人们参加抗战，还为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蒋没有想到，当初如此热情地邀请周恩来担任职务，最终却为自己的“宏图大业”埋下了隐患。周公的个人影响力，当然在这一切努力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使是以傲慢著称的郭沫若，也对周公特别钦佩和尊重，甚至还在自己的作品中特意表达了对周公的赞叹。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周公在武汉工作期间，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他曾指示长江局国际宣传组组长与驻扎在武汉的国际记者保持联系，及时提供准确的新闻资料。周公不仅积极与国际友人广泛交往，还竭尽全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共同抗击日本。周公的努力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我党以后的外交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四、参加军事调停后，他协助伟人指挥大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不久，百姓渴望重建家园，然而这个愿望尚未实现。老蒋打着和平的旗号，却在背后秘密调动军队，试图策划新一轮内战。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1946年1月美国派遣了马歇尔代表团来华进行所谓的军事调停。三人组成的小团队，从右向左分别是周恩来、马歇尔和张治中。三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停止军事冲突，各自派出成员组建了军事调解部，由“三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担任最高领导机构。由我方代表周恩来、蒋方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以及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了这个三人小组。为了确保三方代表的地位对等，考虑到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和中国陆军二级上将张治中的身份，我们也决定临时任命周恩来为上将。周公这次佩戴军衔，只是为了方便与蒋方展开工作。军调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协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以及进行军队整编等工作。由军调部下方设有的38个“军调小组”负责处理军事冲突问题，这些小组由三方代表共同组成，遍布全国各地区，专门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代表三方军队调解小组）我们派驻到各地的军事调查小组代表，也被延安方面根据职级临时授予了相应的军衔。老蒋的整编部队后来从军改为整编师，但关于我军如何进行整编，双方始终未达成一致。老蒋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利用和平谈判的机会削弱我方的武装力量，为未来的内战做准备。老蒋果然在五个月后撕毁了停战协议，对我军进行了全面攻击。然而，1947年3月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老蒋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开始收缩兵力，并实行重点进攻。鉴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我们被迫主动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周恩来与党中央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周公在这一时期协助伟人运筹帷幄，指挥各路野战军与老蒋展开生死较量，自刘邓大军长驱南下后，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周公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参谋长，当大决战来临之际，工作变得异常繁忙，每天都要前往伟人办公室参与决策和部署工作。周公总会反复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将敌方的兵力部署、部队特点甚至指挥官的性格特征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周公在签署作战命令之前，总是会反复核实，然后与毛主席一起研究，并且再做出决定。周公除了利用个人影响力外，还采取了分化瓦解敌方内部军事力量的策略。以辽沈战役为例，当时困守在长春的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收到周公的一封书信后，选择弃暗投明。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周恩来，当时51岁，被委任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自此展开了长达26年的总理生涯。尽管之后周总理再未担任具体的军事领导职务，但他始终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心上。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总理依然牵挂着国家和人民。深切怀念那位无私伟大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