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郭沫若与三位夫人的关系

郭沫若与三位夫人

作者：桑逢康

郭沫若，一位声名显赫的浪漫主义诗坛巨擘，其爱情与婚姻生活亦洋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张琼华、佐藤富子、于立群三位女性，她们先后与郭沫若结为连理，三人之间的故事，充满了无数悲欢离合的动人篇章。

媒妁之约——张琼华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郭沫若，时年二十岁，遵从父母之命，与苏溪张家之女琼华喜结连理。婚礼仪式沿袭古风，他身着长袍与对襟马褂，头戴一顶便帽，面容略显木讷。

谈及郭沫若的婚姻历程，其故事颇为曲折。早在十岁之前，他便已订下婚约，然而不幸的是，女方不久后便早逝。随后，县视学王畏岩先生派遣使者至郭家，为女儿提亲，其年龄与郭沫若相仿。恰逢郭沫若的五哥未婚妻不幸离世，王家的女儿便成了他的五嫂。自那以后，郭沫若便对订婚之事心生抵触，拖延数年。期间，陆续有四五十次提亲，却均未能如愿以偿。

去年的某日，郭沫若收到了一封家书。信中提及，母亲已为他操办了婚事。女方出自苏溪张氏家族，与一位远亲叔母有姻亲关系。鉴于双方门当户对，母亲更是亲自登门考察，赞美女方品性优良，且正在求学，且为天足之身。这些条件似乎都契合了郭沫若的期望，故而婚事未经他本人首肯便已定下。

在旧时的婚姻观念中，一切均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面对这一传统习俗，郭沫若虽不便推脱，却也只能在那一年的年假期间，匆匆回到故乡，草草完成了婚姻大事。

张琼华和婆婆

饮尽交杯酒之后，新郎与新娘方才首次直面相对，此前，彼此间仿佛隔着布袋选购猫咪。当缓缓揭去新娘头上的面纱之际，郭沫若心中激动不已，他屏息凝神，意图将眼前景象看得更加清晰，然而，眼前浮现的却是一双仅有三寸的小脚，以及一对高耸的鼻翼。在极度失望之下，郭沫若转身离开了洞房……自踏入家门的第一日起，张琼华便深刻体会到了“无夫即无主”的苦楚。

婚后仅第五日，郭沫若便郁郁寡欢地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航程。在那年的暑假，他曾短暂归家，然而每晚却只能蜷缩在厢房的长凳之上安睡，始终未曾与张琼华共度一室。

纵然有“口袋里买猫，订的是白猫，回家却是黑猫”的俗语在先，然而张琼华却选择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态度。自那以后，她便以郭沫若名义上的妻子身份，坚守妇道，成为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活寡妇，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

张琼华在郭家，空自扮演了一生的旅人。这位深受封建礼教严苛束缚的女子，深居闺阁，孝敬长辈，对郭沫若从未流露出一丝怨言。她或许没有西施的绝世容颜，黄氏的才情横溢，却拥有一颗忠诚而善良的心。在与郭沫若结为连理之际，她曾使用过的家具，她都细致地擦拭，使之重焕新生。郭沫若日常阅读的书籍、使用的文具、书写的作业本与手稿，以及学校授予他的毕业证书，以及他陆续寄回的家书……张琼华将这些视为至宝，悉心收藏。这或许不是出于对郭沫若的深切爱情，而是一位传统女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与妇道。

异国之恋：佐藤富子

1916年盛夏的初旬，郭沫若踏上了从冈山至东京的旅程。追溯至1914年伊始，他自北京启程，跨越朝鲜，最终抵达日本，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完成了学业，于彼处度过了长达一年半的时光。预科生涯圆满结束后，他被分配至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医科，继续深造。

此次他赴东京，旨在为不久前离世的挚友陈龙骥料理丧事。他踏足陈龙骥昔日的居所——京桥区的圣路加医院，漫步在洁白而静谧的走廊中，不经意间邂逅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她的身高约1米67，在日本女性中算是高挑之姿。她身姿丰腴，肌肤白皙，圆润的脸庞上嵌着一双灵动的眼眸，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透露出一位青春少女的娇媚。她便是佐藤富子，时年22岁。

约莫一周前，一位身着某高校制服、身材不高的小伙子因病住院，陪同前来的，十几人无一例外地都穿着学生装。佐藤富子出于好奇前来看望，她将头从病房窗外悄悄探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面色白皙的学生，与他身旁脸色发青、面容瘦削的病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富子不禁独自轻笑。第三天下午，富子正沿着走廊走向前门，却意外地又遇到了那位面色白皙的学生。她主动向他打招呼，说道：“你那位同学的病情似乎颇为严重。”面容白皙的学生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脸庞瞬间泛起了红晕。他便是郭沫若。

今日，佐藤富子在走廊偶遇了他，仿佛命运的安排。她主动向对方致意，嘴角挂着温柔的微笑，双手轻抚膝盖，微微鞠躬。面对这位年轻的护士，郭沫若竟有些不自觉地脸颊泛红。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夹杂着喜悦与羡慕，瞬间涌上心头。他努力保持镇定，向富子解释了前来取X光影片的缘由。

佐藤富子在寄送X光影片给郭沫若的同时，附上了一封用英文撰写的长篇信件，信中她分享了许多关于宗教的教诲。

富子女士原本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于1895年出生在仙台，父亲则是一位牧师。在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堂完成了学业后，她立下了投身慈善的志向，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只身从仙台来到了东京，并在京桥区的圣路加病院担任了护理工作。

郭沫若反复研读富子的信件，从中深切体会到了那份夹杂着苦涩的甘甜。在国内，他饱受包办婚姻的折磨，而在异国他乡，又遭受着欺凌的痛苦。此刻，他得到了一位日本女性的尊敬、同情与怜爱，仿佛在苦难的深渊中遇到了圣母玛利亚，那份感动无以言表。

郭沫若的心灯在那一刻被彻底照亮，智慧之光随之燃起。他毫不犹豫地给佐藤富子写信，倾诉了自己深沉的情感：“……当我于医院门口遇见您时，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一种仿佛目睹圣母玛利亚的感动。您的面容仿佛散发着佛祖的慈悲之光，您的眼眸仿佛能言善语，您的唇瓣宛如一颗鲜嫩的樱桃。您至今想必已拯救了无数生命，我对您倾注了无尽的热爱。”

数日之后，佐藤富子阅罢郭沫若的信函，不禁露出了笑容，心中暗想：“这竟是一封情书！他竟然对我倾心，实在令人感到好奇。然而，他毕竟是个可爱、品行端正的学生……”

尽管东京与冈山相隔千里，遥远的距离却无法阻隔一位中国留学生与一位日本姑娘之间那悠悠不尽的相思之情。

自此，郭沫若与佐藤富子每周几乎要互致三四封信。随着夏日渐逝，秋风初起，他们借助书信的交流，心灵相通，情感日渐深厚，彼此视为异国同胞。

岁月如梭，转眼间便至年假时分。郭沫若怀着既兴奋又带几分忐忑的心情重返东京。他意欲与佐藤富子商讨一项重要事宜：“我认为你既然立志于投身事业，仅作为一位看护妇，似乎未能完全实现你的抱负。我建议你着手改善女医学校，我愿意将我个人的官费份额增加，以供两人共同使用。”

郭沫若毅然决然地将自家的官费捐出，以资助佐藤富子前往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这番决定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的月度官费起初不过区区33元，而医科的费用更是高昂，购置参考书籍的费用更是令人咋舌，生活并不宽裕。然而，他坚信爱情的花园需要双方共同耕耘，为心爱的人付出微薄之力，是他义无反顾的责任所在。

佐藤富子心中既感动，亦略带踌躇。她凝视片刻，对郭沫若倾诉道：“若只图个人私利，而忽视兄长所承受的艰辛，如此行径，我实难忍心为之。”

郭沫若凝视着佐藤富子，鼓起勇气，将心中酝酿多时的话语倾诉而出：“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三月开始招生，时间紧迫，医院里事务繁忙，实在抽不出空闲。我觉得你不妨提前放弃医院生活，与我一同前往冈山定居，边生活边做准备，如何？”

佐藤富子最终应允了郭沫若的请求。两人居于一隅，冈山市内的一条幽静小巷中。尽管正值严寒的冬季，但那里却仿佛洋溢着春天的暖意。

佐藤富子的爱，为郭沫若多年来心头那巨大的缺口，带来了填补。数年前，他如同拖着一位行尸走肉般来到了日本，而如今，佐藤富子则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她为他取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安娜。

郭沫若与安娜的联姻，并未获得双方家庭的赞同。佐藤家族虔诚信仰基督教，未经父母首肯便与一位不奉信上帝的中国留学生结为连理，此举自然难以被接受，安娜因此遭受了被逐出家族的惩罚……

郭沫若亦深陷两难之境。与安娜的自在结合，尤其涉及与张琼华的离婚请求，均遭到了家人的严厉责难。面对年迈的父母和张琼华的守旧观念，郭沫若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下定决心，决定与家庭永生疏离。

直至安娜诞下长子，郭沫若的父母方才原谅了他，并正式接纳了安娜为家庭成员。

忘年之交——于立群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郭沫若自日本归国至上海不久，便在林林的引荐下，与比自己小二十四岁的于立群相识。

初次相遇，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她不过二十岁，梳理着两条俏丽的小辫，身着朴素蓝布衣衫，面庞被阳光映照得略带黝黑，宛若一位乡村少女。尽管身为女演员，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已能独立立足，但她身上却并未沾染上那几乎无处不在的时髦风潮。她的谈吐举止沉稳而端庄，与那些常见的轻佻与肤浅的女明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郭老与立群夫人

郭沫若之所以对立群一见倾心，实则另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缘由：他在日本流亡期间，曾与天津《大公报》派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结下深厚友谊，两人一度交往甚密。然而，1937年5月，于立忱不幸回到上海后自尽离世。立群身为于立忱的亲妹妹，郭沫若在她脸上似乎重见了于立忱的影子，宛如那断了线的风筝，终于再次飘回了他的身旁。

在这场相聚中，立群将大姐对郭沫若的深切思念以诗作的形式呈献于他。郭沫若接过这首带着颤抖之手的遗诗，目光凝视着亡友的亲妹妹，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激动。他暗自思忖，对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守护立群，愿我能将那份对姐姐的深情，转化为对她无尽的关爱！”自那以后，他们便时常相聚。

于立群一心向往进步与光明，延安在她的心中是神圣的革命圣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兵荒马乱，北上的道路布满了重重困难与险阻。郭沫若曾劝告她选择海路，途经香港前往武汉，借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之力，设法抵达陕北继续学业。

11月26日，于立群启程从上海赴香港。次日，郭沫若亦搭乘法国邮轮，悄然离去，目的地亦是香港。然而，出于对行踪的保密考虑，他并未将此事告知立群。因此，当于立群在香港意外地与郭沫若重逢时，她的心情颇感惊讶。在这段时间里，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关系从尊敬逐渐演变为爱情。

郭沫若与于立群

12月6日，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一行人再度登舟抵达广州。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执掌总编辑之职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隆重复刊。

郭沫若抵达广州后，选择了新亚酒楼作为暂居之地。在元旦佳节之际，他意外接到一通来电，邀请他前往武汉。于立群原本已有计划前往武汉，并计划转道陕北，为了能够与郭沫若同行，她毅然决然地与朋友们暂时别离，搬入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住一室。

新亚酒楼，对于立群而言，标志着其人生的一个崭新篇章；至于郭沫若，这里更是他婚姻历程中一个显著的转折点。

立群出自仕宦之家，家族的荣光虽已衰落，但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书法情有独钟，练就了悬肘挥毫，书写一手苍劲有力的正宗颜体字。她的性格温文尔雅，平日里居于新亚酒楼之中，整日沉浸于读书写字，那专注的神态，宛如她所写的颜体字般严谨，透着几分肃穆。

身旁这位书写颜体的严肃“小妹妹”，不禁引发了书法名家郭沫若的兴趣，他自然地担当起导师的角色，与她一连数日，共同研习大颜字体。

笔尖挥洒，意蕴深长；墨香氤氲，情感交融。郭沫若与于立群跨越了年龄与经历的鸿沟，两人间的情感如同墨汁般浓烈，难以稀释。此后，于立群成为了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

《政府法制》《文学自由谈》

郭沫若日本妻子一生受辜负

宽厚仁慈，遗愿葬于中国。

左一刀

郭安娜（1894年至1995年），原名佐藤富子（日文：さとう わとみ），源自日本，出身于当地名门望族，毕业于日本仙台女子学校。她成为了郭沫若的继室，与郭沫若育有四子一女。新中国成立后，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国籍，并定居于大连。郭安娜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亦历任要职。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共同为她庆祝了90岁寿辰。1995年，她在上海离世，享年101岁。在她离世前，她慷慨地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捐献给了中国。

01

1912年，郭沫若年方二十，在父母的安排下，与二十二岁的张琼华结为连理。然而，他对这位妻子并无太多情感。新婚仅五日，他便不顾妻子，毅然离乡远去。

1914年，郭沫若远赴日本深造。彼时，日本正全面模仿欧美的先进文化，导致留日学生普遍遭受了歧视。为了摆脱这种压力，郭沫若全情投入于学业之中。然而，由于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一度陷入了精神衰弱的困境，甚至险些走向绝路。幸而在那段艰难时期，一位日本女性的出现，为他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1916年6月，郭沫若得知一位同窗因病入院，遂前往探视。不期然间，他邂逅了年仅22岁的女护士佐藤富子。此后，郭沫若为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郭安娜。

安娜虽非倾国倾城之姿，却拥有一种温润柔美的气质，其中蕴含的治愈力量令人心醉。这股魅力使得正处于绝望深渊的郭沫若对她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沫若迅速提笔给安娜写了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

“当我于医院大门前瞥见您的身影，我瞬间感到仿佛遇见了神圣的圣母玛利亚。您的面容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双眼仿佛能诉说着无尽的温情，而您的唇瓣宛若鲜艳的樱桃，让我不禁为之倾心。”

在郭沫若的信笺之中，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传统日本男子所罕有的浪漫气息，那份深情而勇敢的告白，瞬间触动了安娜的心弦，令她对这位与众不同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浓厚的好奇。自此，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书信交流。

彼时，郭沫若正于冈山高等学校研读医科，而安娜则身处东京，两地相隔千里之遥。然而，在短短的四个月间，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已达四十余封，且交流愈发密集。

空间的阻隔并未成为两人交往的障碍，反而激发了他们感情的升温。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娜逐渐为郭沫若的才华所倾倒，沉醉于他所创作的情诗之中。

02

于往来的书信之中，他们以兄妹之名相互称呼，然而，不知不觉间，那份情谊早已超越了血缘的界限。在郭沫若那热烈的求爱攻势中，安娜终究无法抗拒，深深地爱上了他。

安娜在信笺中倾诉道：我深爱的兄长，日复一日，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你的境况我不得而知……数日之后，她再次提笔，字字真挚地写道：哥哥，除你之外，我无法将心倾注于他人。我的肉体，我的灵魂，除了你，不容许为任何人所占有。

爱情的炽热在安娜心中熊熊燃烧，然而，身为一个源自日本传统家庭的女性，她的这段跨国恋情难免波折重重，充满苦涩。

安娜生于日本武士世家，其家族乃仙台地区之显赫望族。自幼便深受父亲熏陶，安娜信奉基督教。当安娜年满二十一岁之际，父母未征求她意见便为她安排婚事，此举激使她离家出走，最终抵达东京的圣路加医院，投身护理事业。

安娜与家人的关系原本就因这层隔阂而变得紧张，尤其是当她父母得知她与一位华人留学生坠入爱河后，他们的反对更是激烈。然而，面对家人接踵而至的阻挠，安娜仍旧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与郭沫若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孩子降临人世后，她与父母的关系彻底决裂，安娜也由此从一个出身豪门的千金小姐，沦落为一名普通的平民妇女。

1918年，郭沫若踏入九州帝国大学的校门。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学业，安娜独自一人肩负起洗衣、烹饪以及抚养孩子的所有家务。郭沫若每月仅能领到48元的官费津贴，因此他不得不通过不懈地撰写和翻译书籍来贴补家用。尽管家境清贫，安娜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她坚韧不拔，节俭自律，在最困顿的日子里，她仅以红薯为食，将手头的每一分钱都投入于丈夫的学习以及新生的儿子身上。

03

郭沫若于九州大学学成归来，携妻子安娜及三个子女重返祖国。然而，因他选择弃医从文，家庭生计颇为拮据。安娜始终追随丈夫的脚步，历经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相夫教子的重任。直至南昌起义的爆发，郭沫若因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一家人才不得不逃往日本避难。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席卷而来，日本宪警对郭沫若实施了严格的监控。在日本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之际，郭沫若毅然决然，选择返回祖国投身战事。7月25日凌晨，他悄然离日，未留痕迹。日本当局在确认郭沫若成功归国后，愤怒不已，火速赶至其寓所展开搜查。不仅掠夺了大批信件和手稿，还逮捕了安娜，对她施以严刑拷打，囚禁了一段时间后方才释放。

丈夫行踪成谜，安娜也曾尝试向郭沫若寄去信件，然而皆如石沉大海，自此，两人的联系便断绝无踪。郭沫若归国后，安娜的生活愈发艰难，她孤身一人，肩负着抚养五个孩子、关照他们生活和学业的重担，周围又缺乏亲人和朋友的援助。无奈之下，她只得四处奔波，从事各种零工、苦力之职。然而，在安娜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终有一天，她会带着孩子们与丈夫重聚。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郭沫若的五个孩子不仅健康成长，还全部考入了大学，接受了优质的教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自此，安娜便开始四处探寻丈夫的音讯。在获悉郭沫若的消息后，她毅然带着子女，跨越浩瀚的海洋，远赴中国，只为寻找心爱的丈夫。

1948年的春日，安娜终得在香港与她的丈夫郭沫若重逢，但她未曾料及，丈夫自回国翌年起便已再婚，其第三任妻子于立群更已为他诞下五子。面对安娜，郭沫若却选择了避而不见。

面对丈夫的决绝态度，安娜不禁心酸地轻声呢喃：“我……将离去……”然而，她始终坚信，这一切的悲剧根源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与郭沫若并无瓜葛。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始终坚信自己仍是郭沫若的妻子。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周总理的关怀与照顾下，她带着五个孩子，一同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定居于大连。自那以后，她的中文名字始终是郭安娜，未曾有过任何改变。

04

1975年，郭沫若身患疾病，于北京住院治疗。在此期间，安娜女士在女儿的陪伴下，专程前往医院探望。

“他不愿多谈。”不久之后，郭沫若不幸离世。

步入晚年的安娜，一直过着隐居般的生活，鲜少与外界人士交往，亦不涉足各类社交活动。1983年，她荣膺全国政协委员之职。在政协会议召开之际，恰逢她九十华诞，政协与统战部纷纷为她举办祝寿活动，然而她依旧婉拒了媒体的采访请求。

尽管安娜身处异国他乡，中国，但她每年仍会回到日本与亲人团聚，然而停留的时间总是短暂。她向家人提及，自己已步入暮年，若是病倒在日本的土地上，恐怕会增添诸多不便。她多次强调，自己渴望终老于中国，魂归故土，因为她是一位中国人。

郭安娜历经艰辛，含辛茹苦地抚养其五个子女成人，如今他们皆已成才，成为我国人民的骄傲。

她的长男郭和夫，乃中国科学院知名的化学物理学家；次男郭博，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及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同时亦为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三男郭复生，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四男郭志鸿，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亦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她的女儿郭淑瑀所生孙女林丛，现执教于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专攻中国文学，并积极参与日本郭沫若研究会的创立。

这几个孩子，是这位曾经的日本妻子、如今的中国母亲赠予她第二故乡的珍贵礼物。

1995年，享年101岁的郭安娜女士在上海辞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将身上仅有的500万日元悉数捐献给我国。这成为了她为国家所付出的最后一份爱心。

这位女性，一生遭受爱情的背叛，却始终怀抱宽恕与仁爱。在她眼中，爱与奉献原本便是一体，她从不询问是否有回报，也不去考量是否值得。

参考资料：《政府法制杂志》《文学自由谈期刊》《左一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