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古史》第六卷 商朝起源（十二）、商朝对四周的扩张发展（上）

作者：自由山人

（十二）、商朝对四周的扩张发展（上）

商朝全盛时期，是殷墟一期到殷墟四期早段，这一时期商朝王室冶炼青铜技术步入巅峰时期，1米以上的大鼎经常能铸造，同时学会了青铜马车的技术，对外扩张的版图也大大增加。

向东方向，商人在殷墟四期完全占据了胶东半岛。

向北方向，辽宁朝阳市出土商晚期孤竹国铜罍，孤竹国是子姓商王室后代，表示商人势力范围已经拓展到朝阳市。

向南商人拓展到湖北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和江西吉安市大洋洲遗址。

向西方向，在宁夏姚河源遗址发现的获国，葬俗是典型的商人腰坑加殉狗的葬俗，使用的文字则是商晚期殷墟甲骨文方式卜骨，证明商朝势力已经拓展到宁夏固原市彭阳县。

1、商人向北方的扩张历程

根据二里头遗址四期陶器变化研究，大约公元前1542年左右，来自河北邯郸市下七桓文化人群联合东方岳石文化人群，攻入了河南西部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考古学者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商夷联军灭夏。据社科院偃师商城考古队领队陈国梁介绍，偃师商城遗址，2023年加入贝叶斯模型之后的数据为，公元前1520年左右建造，与二里头遗址四期废弃时间相近，持续150年左右，于公元前1370年左右废弃。另外郑州商城遗址最新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509年—前1465年，这说明商朝人群在夏都洛邑居住了15年左右，最后可能是为了摆脱夏文化的影响，于是在临近东部重新建造了一座城市，是为偃师商城遗址，本来称呼可能是“成”，废弃后称西毫，这也对应了《尚书-商书-汤誓》：「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商王室在偃师商城遗址居住了十年左右，迁于郑州商城遗址，其原因可能是为了与先商邯郸市下七桓遗址交流方便，以及向东扩张。

在迁往郑州商城遗址之后，商人为了获得铜矿，已经开始向夏王朝的故地，山西运城市夏县东下冯遗址昜国（春秋以后称唐国）一带扩张。

（1）商王朝在运城市的扩张

杨昱浩、井中伟2023年《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探析——兼论夏、商与唐之关系》一文分析认为，「山西运城市夏县东下冯遗址的文化面貌在四、五期之间发生了剧变，作为二里岗文化主源的下七垣文化在第四期涌入晋西南地区，东下冯文化随之消亡，为随后产生的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所代替。……值得注意的是，东下冯文化四期晚段中出现的束颈斜腹鬲多见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而基本不见于辉卫型。王立新和胡保华曾提出，辉卫型可能代表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群，在以漳河型为主的商族取道豫东，继而向西进攻伊洛地区时，辉卫型人群才作为同盟从北面向夏王朝发起了进攻。……东下冯文化在四期晚段时因下七垣文化的强势介入而迅速消亡，单把鬲、单耳罐、深腹罐等典型陶器在东下冯遗址第五期遗存中基本绝迹。下七垣文化进入晋南地区后，与东下冯文化碰撞、融合，并吸收了晋中地区同期因素，产生了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在面貌上与郑州—伊洛地区的二里岗类型更为接近，而与东下冯文化差异较大。大约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为二里岗文化所取代。」该文章认为，东下冯文化一到四期属于夏文化，五到六期属于商文化。并且，五期的主源对应的是郑州商城遗址（约公元前1509年—前1465年）修建的时间，而非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35年—前1530年）消亡及偃师商城遗址（约公元前1520年—前1370年）持续的时间。

①是天鼋还是天黾

在商朝晚期到西周早期青铜器中，多次出现“天鼋”这一族群，与天犬、天豕等一同出现，在商朝处于重要地位，而2016年在山西运城市闻喜县酒务头墓地出土几件“天鼋”族群青铜器，确定了天鼋族居住地在闻喜县，而天鼋族很可能直接是商王子封国。

出土的商周天族青铜器颇多，其中最多的是天字下有大龟造型的，由于《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该造型青铜器多被释读为天鼋。

于省吾先生认为天鼋类青铜器头部无颈，与青蛙类似，故而将其释读为“天黾（miǎn）”。

2022年12月08日《考古汇》公众号发表朱凤瀚先生《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獻”器群》一文，提到2018年山西运城市闻喜县酒务头墓地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该文认为「其他研究者发现“天”下之物有颈，而蛙是无颈的，所以认为此字不当释“黽”，认为当是龜的象形，但此物之后肢确又似蛙，且也有无颈的，似还以释“黽”为是。」

实际上，“天鼋”造型的青铜器，大部分都有“+”，即甲字，或者是甲字加四个点，应当表示的是鼋背甲可以分成四块，只有四个点的写法应当是简化，仍旧表示可以分成鼋背甲可以分成四块。

②天鼋起源于二里头文化大龟

这种天鼋崇拜，实际上起源于二里头文化，2020年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神灵形象的复原与研究》一文介绍了，二里头遗址上陶器有大龟图腾，其背部还有八或九个圆圈，应当是占卜时所用。

郑州商城遗址白家庄2号墓出土大龟铜罍

兽面纹铜罍特写

1955年郑州商城遗址白家庄2号墓出土一件铜罍，上刻一只大龟，其腹部刻有盘羊纹，被称为兽面纹铜罍，顶部则刻有一件大龟，实际上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大龟十分相似，皆是眼睛突出的形状，其年代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段（约公元前1487年—前1465年），也就是商朝中期偏早。

其背部刻文又与商朝晚期天鼋类族徽十分相似，像是旋转的风扇，似乎是甲骨文的巫字，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大龟的族徽是负责占卜的巫师的象征。如《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可以推断，商朝晚期天鼋族徽就是从二里头遗址的大龟到郑州商城遗址的大龟发展而来，其身份是巫师。

③商晚期天鼋一族居住地点

“天鼋”类青铜器多出土于山西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商朝晚期酒务头墓地，因此酒务头地区被认为是商朝时期天鼋部族居住地。

“亚茧”类青铜同

《亚茧天鼋献同》铭文

而酒务头墓地还出土一类亚字中间带字的“天鼋”类青铜器，该字有的学者认为与表示脚趾的“止”相似，将其误释读为亚疋，其实该字上为草字，下为虫或者它。

综合对比，该字下半部分更接近虫字，因此，应当是茧字甲骨文的一种写法，2022年闻喜县上郭遗址出土了仰韶时期，距今5200年前石雕蚕蛹，这是中国出土最早的与蚕有关的文物，酒务头墓地也出土过商朝晚期的玉蚕，可以确定，该字即是蚕字。因此该器应释读为：「亚茧天鼋献。」亚是军营发展出的城邑，亚茧表示该地区闻喜县地区善于养蚕，天鼋部族生活在亚茧城邑周围。

④天鼋部族族属推论

《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獻”器群》一文，提到「诸“天黽獻”器的年代多数在殷墟文化三期范围内，少数在三、四期之际，如果这些器物果出自酒务头墓地，则可知酒务头墓地较早的墓葬可以到殷墟文化三期，稍晚的墓葬在三、四期之际至四期，酒务头M1可能属此墓地年代最晚的墓，已在商末甚至周初。……由此可知，商后期时，约在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商人大族天黽氏的族属亦被商王朝安置于晋西南的运城盆地，与驻守在北边临汾盆地、晋中盆地的商人族属同为拱卫商王国西部边域之屏藩。」

《坐巳方鼎》及其铭文

《坐巳丁天鼋铜觯》

2002年朱凤瀚先生《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獻”器群》一文，提到酒务头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所谓《女子方鼎》及《女子丁天鼋铜觯》，其实皆是误释读，此二器铭文分别为：「坐巳」，应称呼为《坐巳方鼎》，以及：「坐巳丁天鼋」，应称呼为《坐巳丁天鼋铜觯》。

坐本义为安坐，此处表示安息，巳为商王室之姓，可知酒务头墓地族群是商王室分封的王子，丁应当是天鼋族去世的国君，《坐巳丁天鼋铜觯》铭文应断句为：「坐，巳丁，天鼋。」意为：安息，巳姓日名为丁（的国君），天鼋族。

《父癸尊彝》青铜器

《殷周金文集成》05355序《父癸尊彝》，其铭文为：「巳易（赐）（从＋郭），用作父癸（阝+尊）彝，天鼋。」金文中的巳，有两个含义，一个指后代，一个指巳姓商王室贵族，此处的巳应当指的是商王室贵族，其大意为：商王巳姓贵族赏赐带护城墙的郭，用来制作纪念（已经去世）日名为癸的父亲献祭之器，天鼋族，由此可以推断，天鼋族原本居住地是在河南安阳市的殷都，随着商人势力的扩张，商王室派遣王子来到了山西运城市闻喜县，建立了亚茧军营，其后发展出城邑，并且天鼋族的大部分迁徙到了此地。

《天鼋天君彝》铭文

天鼋部族在商朝统治阶级地位非常崇高，如《殷周金文继承》04020序记载的《天君簋》铭文：「天鼋，癸亥，我天君飨甜酒、赏贝，厥征斤贝，用作父丁（阝+尊）彝。」天君表示天鼋部族是从内服的尹发展出外服的封君，可以自称为天君，可能负责替商王掌管整个山西地区的方国。该段铭文大意为：天鼋族，癸亥日，我们（天鼋族）的天君享受甜酒、赏赐的贝，（因为这是）他征讨斤的贝，用来制作纪念去世日名为丁的父亲献祭彝器。

⑤天鼋部族职能推断

根据西周早期《献侯鼎》铭文，天鼋部族在西周时期是獻（献）侯。 獻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按此献侯的功能是负责收集为周王在宗庙祭祀祖先献祭鼋、犬、豕。

《天鼋献祖丁》铭文

天鼋类青铜器有一件铭文刻有：「天鼋献祖丁」，可以推知，此器表示天鼋部族应当是负责给商王提供献祭宗庙先王的大鼋，因而称为天鼋，除此外天犬、天豕类青铜器也是如此。

但从商朝“天鼋”族群其他类的铭文来看，其功能远远不止于收集为宗庙献祭祖先献祭之物。

《天鼋作帝古鼎彝》

如《殷周金文集成》02137序有一件《天鼋作帝古鼎彝》方鼎，其铭文为：天鼋作帝古鼎（阝+尊）彝，可以推断天鼋部族也负责为去世的商王铸造大鼎。

西周成书的《周礼-春官-宗伯-太卜诅祝》有：「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

天鼋族应属于六龟中的天龟族群，《墨子-耕柱》提到巫师在制作大鼎之前以“白若之龟”占卜，可见直到战国时期依旧保留习俗，其中的“白若之龟”指的是基因突变的白色乌龟，古人视为神灵的象征，以此进行占卜。铸造青铜大鼎是商周冶金业最为隆重和困难的事业，因此之前祭祀用一只鼋禀告，这应当是天鼋的来源。

《帝未于宗天鼋》方鼎铭文

“天鼋”由除了献祭鼋的功能，也表示天象，如《殷周金文集成》01905序有一件《帝未宗于天鼋》方鼎，其铭文为：「帝未于宗，天鼋。」此器铭文之天鼋，与一般“天鼋”类不同，应当表示的是天象。

陈邦怀、饶宗颐和沈健华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考释出12-18个属于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宿名。如东方七宿：角、亢、尾、箕；西方七宿：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酉（柳宿别称）、異（翼的别称）；北方七宿：斗、牛、虚，殷墟遗址M5墓也出土一件《龙盘》，其上四象分别为：苍龙、白虎、朱雀、玄鱼。而天鼋即是二十八宿“虚”之别称，战国时期十二星次纪年方式兴起后，北方玄枵对应的即是天鼋，而帝字在甲骨文中除了表示商人去世的先帝，也表示天帝，如：《甲骨文合集》30362正：「帝于斗」，其义为：天帝在斗宿（西北方）的位置。未应当指的是日或者时，宗本义为宗庙，引申有祖先、宗祭、尊崇等意，此器联系上下文，因此此器铭文：「帝未于宗，天鼋。」，应当是一次占卜结果：天帝未日或未时在宗庙，天鼋族。或者天帝未时在宗庙正北天鼋方向。

⑥西周早期天鼋部族的发展

西周《献侯鼎》铭文

“天鼋”造型最广为人知的是《殷周金文继承》02626序的《献侯鼎》，其铭文为：「唯成王大耒（？）。才（在）宗周，商（赏）獻（献）侯嚣贝，用乍（作）丁侯（阝+尊）彝，天鼋。」该器表示是周成王时期制作的青铜器，第五个字释读争议颇多，从造型来看，可能是耒字，西周开始籍田礼，天子亲自耕田。獻侯名为嚣，其后的丁侯应当是他已去世的父亲，日名为丁。该器是西周初期之器，铭文大意为：周成王（举行籍田礼？），在周朝首都宗周，赏赐专管献祭宗庙的献侯嚣一些青铜贝，献侯嚣用来制作父亲丁侯进献的彝器。

《烈肇作丁侯鼎》铭文

《殷周金文继承》02346记载一件《烈肇作丁侯鼎》，其铭文为：「剌（烈）肇作丁侯奠彝，天鼋。」该器被认为与《献侯鼎》器主相同，烈是人名，是献侯的下属，他亲自制作纪念献侯之父丁侯的两件青铜器。

西周《宜生尊彝》

西周青铜器还有一件《宜生尊彝》，其铭文为：「宜生商（赏）䏌（上丁下皿益，用乍（作）父辛（阝+尊）彝，天鼋。」

宜生被认为是史书中的散宜生，䏌应当是人名，（上丁下皿）应当指的是器物，丁本义为铜锭，此器可能表示铜皿。该句大意为：散宜生赏赐䏌一件铜皿，用来制作（纪念）日名为辛的父亲（已去世）的献祭彝器，天鼋族。

（2）商王朝在临汾市的扩张

相对于夏王朝在西北的扩张，商王朝后期在西北地区扩张的更遥远，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范围在山西临汾市翼城县一带，而商文明已经拓张到吕梁市南部的石楼县一带，石楼县灵泉镇二郎坡村曾出土一件《鸮卣》，鸮俗称猫头鹰，是商王朝王室的图腾，这说明石楼县是商王朝的军事重镇，在石楼县以北的柳林县高红村薛村镇高红遗址，发现与商王朝迥然不同的陶器、青铜器及其他生活用具，高红遗址位于黄土高原上，既有黄土高原典型的窑洞，也有宫殿，由于其影响范围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单独划分为高红文化。

商朝晚期，山西一带有个和商人敌对的强大方国。根据统计，甲骨文里伐土方的卜辞有一百多条。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有关土方的记载，认为土方在殷商时期是与商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他推断说：「土方距殷京（今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每日平均行程八十里计，已在千里之下，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商人讨伐土方一次出兵3000到5000人。如《甲骨文合集》6407：「……登人三千，呼伐土方。」《甲骨文合集》6409：「丁酉卜，殻贞：今早王共人五千征土方，受有佑。三月。」土方的势力比较强大，和另外一个方国一同侵犯商朝边境。《甲骨文合集》6057正：沚目戈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戕二邑，工口（工上口下）方亦侵我西鄙田。”」

而山西长治市黎城县自1990年代出土大量战国货币，其中有3枚刻有铭文：土匀土匀布币属赵国货币，土匀即土军，地望在今山西吕梁市石楼县。春秋隶属晋国屈邑，战国时属赵地，曾出土战国时期赵国量器土匀碑。铭文：「土匀容四斗钾。」这说明商朝时期的土方，很有可能即是战国时期的土匀，后来的吕梁市石楼县，商人经过多次战争，占据了土方边界城邑，其都城则处于柳林县高红遗址，可能高红文化族群因为用黄土建造的窑洞比较多，故而被商人称为土方。2010年周生祥《山西高红文化具有独立命名的必要性》提到「由于李家崖文化发现早,学术界习惯上把高红遗址归属于李家崖文化。近年来,随着我们对高红遗址的深入研究发现,高红文化与李家崖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实属两种文化。所以,高红文化具有独立命名的必要性,不能把山西高红文化与陕西李家崖文化混为一谈。」

长治市西北部、吕梁市东南部与晋中市接壤的灵石县景升镇旌介村，发现商朝晚期100多件丙国青铜器，在晋中地区颇为少见，丙国属于商朝十部之一，并且是最早的两部，与“辛”字共同组成“商”字，可能属于商人母系之族或是商人本族，由此可以确认商人在山西东部北线疆域就是灵石县，在长治市一带，殷墟里的亚长墓主人亚长，封地即在长治市长子县。长治市东北部黎城县，发现西周时期黎国墓地，黎国本来从属商王室。在山西东部，商人一直扩张到晋中市中部，史书记载商纣王时期有贵族名箕子，殷墟发现亚其墓葬，其字即是箕字的本字，《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今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白燕、王村一带有箕城遗址。

长治市北部晋中市绝大部分，是山西土著形成的白燕文化，1956年在山西晋中市太谷县发现的白燕遗址，发现的一只陶靴，与柳林县高红遗址发现的陶靴十分相似，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白燕遗址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碳十四测年大约在公元前3205年左右，一致持续到西周晚期公元前800年左右。第一期对应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第二期对应庙底沟二期文化；第三期对应龙山文化；第四期大约相当于河南二里头文化持续时间而略早，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815年—前1565年；第五期大约相当于夏朝末期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565年—前1160年左右；第六期大约相当于商朝末期到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60年—前800年左右。箕城遗址在白燕村，说明这里就是商人在山西境内最北的军事据点，亚其含义为亚旅其地，箕子祖先很有可能是以军功而地位提高。由此确认，出土《鸮卣》的吕梁市石楼县，长治市长子县的长国，黎城县的黎国，晋中市灵石县的丙国、太谷区的箕子国，由西向东在山西中部拱卫着商王朝的边境。

从大约河北邯郸市下七桓遗址一期（约公元前1700年—前1635年）时期，居住在河南邯郸市下七桓遗址一带的商人先公上甲微，借河伯（可能是河南新乡市韦国）之兵灭有易国（在今河北保定市易县）之后，商人的势力可能已经越过浮沱河拓展至易水流域一带，但考古发现并没有对应，具体实证是中商时期公元前1421年开始，祖乙迁邢以后。在河北发现的中商时期遗址，有河北邯郸市赵窑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火炕）、河北邢台市信都区东先贤遗址（古井国，商人先公玄冥居住之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市台西遗址，台西遗址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至殷墟文化第二期（前1487年—前1160年），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相当于早商到中商时期（约前1487年—前1300年），上层相当于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约前1300年—前1160年），下层发现中国最早的铁器，距今约3400年。

商朝晚期，河北一带商文化遗址逐渐增多，石家庄市元氏县是軧国所在，石家庄市灵寿县西木佛遗址发现河北最早的青铜马车，年代相当于殷墟三期；石家庄市栾城区有周家庄遗址，涞水县有张家洼遗址，保定市定州市有北庄子遗址、满城区要庄遗址等。

2、商朝向东北方的扩张历程

（1）东北方的孤竹国位置

商朝晚期，河北有一个著名的诸侯，孤竹国，有两位国君伯夷、叔齐，以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而出名，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唐山市滦南县、迁安县以及辽宁西部朝阳市出土的商代玉器、青铜器，发现多件器物带有“孤竹”铭文，可见孤竹国地域广大，《史记-秦始皇本纪》：「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又定州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盖都山也。」可以推断孤竹国其核心区域就在河北境内，最南端的唐山市滦南县是其始封地，此后逐渐向北拓展到秦皇岛市境内，又向东拓展到辽宁省朝阳市境内。

（2）孤竹国的持续时间

冯艳丽《先秦孤竹国史料辑考》认为孤竹国在商朝成汤时期即已存在，但从考古发掘来看并未如此，孤竹国墓葬基本处于商朝晚期，而且史书上孤竹国在商朝时期传承的只有九任国君，而商朝从建立到灭亡则有大约三十一王，这说明孤竹国建立的时间较晚，很有可能是殷墟时期，随着商人制造了战车，交通时间大大缩小，商文化才能拓展到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一带，从武丁至末代商王受，包含甲骨文里记载的祖己、祖戊二王，共有十王，因此孤竹国首任国君，很有可能处于殷墟二期武丁时期。至西周时期孤竹国依旧存在，应当还是箕子投奔之国，但周人派了召公奭长子克在北京房山区建立北燕国，用以抵御孤竹国，孤竹国国势逐渐衰微，最终于约公元前660年被山戎所灭。

商王室为何要在遥远的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建立封国？

从中国锡矿分布区域来看，很有可能是因为内蒙古赤峰市一带的锡矿，卢龙县处于辽河平原到海河平原之间的咽喉要地辽西走廊，北方的矿产要从这里进入海河平原，卢龙县是必经之地，商王室在这么遥远的北方设置封国，很有可能正是要垄断锡矿。同样商朝灭亡以后，箕子远遁北方，封国在辽西走廊之间，以孤竹国人群复国，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借此地之锡矿打造青铜兵器和青铜战车以图东山再起。而周王室在武庚之乱后派召公奭长子克至北京市房山区建立匽（燕昭王以后称郾，秦朝以后称燕国），目的正是为了阻击箕子族群南下。在北京市匽国以南，虽然保定市、石家庄市也有西周时期遗址，但以商遗民为主，姬姓周人诸侯，军事重镇已经是河北邢台市的姬姓井国（春秋以后称邢国）了。

1986年在辽宁省锦州市发现的3500年前的青铜戈

至于1986年辽宁省锦州市发现的二里头式青铜戈，被称为连珠纹青铜戈，距今3500多年，通过作用分析，它不是武器，而是生活在辽西地区一位王者使用的权杖，曾担任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郭大顺对其风格分析，认为更接近二里头文化三期铜戈，这说明了河南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个青铜戈并不能代表商朝早期商文化已经拓展至辽宁，从出土的陶器及其他文物来看，商朝早期商文化并没有超出保定市，商文化最远是河北东北部秦皇岛市卢龙县，没有到达辽宁。

1977年辽宁省朝阳市出土的商晚期盘羊纹圆鼎

1977年，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出土了一件商代晚期圆鼎，盘羊纹，被误称为饕餮纹大圆鼎，大圆鼎高86厘米、口径61厘米，重50多公斤，是出土商周圆鼎中较大的一尊，铸造时间距今约3200年。盘羊纹是一种起源于二里头遗址铜牌的纹饰，盘羊好斗，因而作为武士宗族之象征，进而成为商王朝镇守一方的军事诸侯之象征，如陕西铜川市出土的商朝早期圆鼎，湖北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朝早期圆鼎，皆是以盘羊纹为饰。

由辽宁省朝阳市盘羊纹大圆鼎来看，锦州市青铜戈很有可能是商人在灭夏以后，继承了这件连珠纹青铜戈，在商朝晚期殷墟二期以后，商王分封的军事诸侯带到了辽宁地区，由此可见商人最远势力已经到达辽宁西部朝阳市、锦州市一带了。

（3）孤竹国名称起源推断

1973年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北洞遗址出土五件商晚期涡纹铜罍，其中2号罍上刻铭文：「父丁，孤竹，亚双。」亚字族徽内的字被误释读为微，实际写法为一个横置的类似万、禹写法的“又”，加一个正常的“又”字写法，两者重叠，可以释读为双。“孤”字写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两个“巳”，可能表示与殷墟商王同是商人所信奉的天帝后代。

商朝时期各形制牙璋

第二种写法带个牙璋，如《殷周金文集成》9793序“巳”字左边，写法左边形似牙璋，牙璋经考古研究，是祭祀山川大地河流所用，因此，牙璋表示王室分封，享有独立的祭祀权之意，加“巳”则表示同是天神后代，因为孤竹国离商朝都城殷墟遗址较远，孤单的含义应该由此而来。

（4）“觚”究竟是什么容器

关于酒器“觚”的命名，是宋朝人称呼，近代考古学家沿用，所以就沿用了宋人的叫法。直到2009年8月，陕西西安一名收藏家手里有一件青铜器，形如觚，但这件青铜器却自名为“同”。其铭文曰：「成王易（赐）內史亳豊祼，弗敢虒，作祼同。」因而定名为《内史毫同》，铭文大意是说成王赐内史毫裸祭，毫因此作了用以裸礼的同。“裸祭”在商代就有，“成王”是姬诵死后的谥号。通过铭文可知，这件长得像觚的青铜器名在周代叫“同”。从考古资料出发，同与爵常常成套出土，甲骨文中也常常发现这种组合。由此可知，长身、细腰、口部和底部都呈现为喇叭状的这类青铜器本该叫“同”。是宋代人叫错了。

西汉《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种按容量而称呼，《考工记》：「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

“觚”字首见于《说文解字》之小篆，《考工记》补注称:「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说文·角部》:「觚，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因而铜觚最初作用是饮酒。《论语·雍也》：「觚不觚，觚哉！觚哉！」，许多人将这句解释为：觚不像觚，觚啊，唉，觚呦！《韩诗外传》中有记载:「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实际上此处的“觚”是通“孤”的，《论语·里仁》记载孔子曾说“德不孤,必有邻。”然而孔子晚年弟子都不在身边，自己推行的王道政治也不能推行，故而见酒器觚，而感叹政治理想之孤单而已。因此“觚”字本义应当是单柱酒爵。

觯形似尊而小，有盖，盖顶有圆形凸起形似角，故谓之觯。

角在新石器时代是军事作用，青铜时代仿制成酒器，顶上没有柱子，安阳殷墟第160号墓就是十觚与十角相配，在河南鹿邑商周之际的大墓中也有类似现象。虽然角与爵用途相同，但其数量却少得多。西汉《礼记·礼器》说：「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关于散， 《礼记·礼器》记载：「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斝）五升。 所谓“散”，有认为是斝的，也有认为，是类似方尊这种大容量的酒器，可以分散给许多人，因而名为散。

商人在西部方向的扩张历程

（1）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崇国

商王室向西部扩张较早，考古发现陕西西安市灞桥区老牛坡遗址商文化一期陶器属于郑州二里岗遗址下层（约公元前1509年—前1489年）时期，与商文化进入山西运城市一带所差时间不远，其原因可能是山西运城市中条山矿脉缺少锡矿，早在二里头文化三期（约公元前1635年—前1565年），二里头遗址人群已经进入老牛坡遗址，通过老牛坡遗址和甘肃东部拥有锡矿的齐家文化互相之间交流，而老牛坡遗址被认为是商朝时期台姓宗国（春秋以后称姒姓宗国）所在地，这说明统治宗国的可能是夏王室诸侯，在夏朝时期为洛阳地区的王室输送矿脉，夏朝灭亡以后宗国投降了商人，继续为商王室输送矿脉。

殷墟甲骨文里的崇侯虎卜辞

商朝后期有一个著名诸侯为崇侯虎，《史记》等记载其为商纣王时期时人，但殷墟二期的甲骨文提到崇侯虎，有三十多条卜辞，如《甲骨文合集》6554序：「贞：今者（王）从宗（崇）侯虎伐髳方（或为羌方），受佑。贞：勿从宗（崇）侯。」此卜辞为占卜商王是否随崇侯虎这说明崇侯虎是大约武丁时人，可能是传说演变为商末时人。

《今本竹书纪年》：「（周文王）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按《竹书纪年》：周文王三十四年灭崇，周文王四十一年周文王昌去世，武王十二年武王伐纣，从周人灭崇，到周人伐纣经历了二十一年，而商朝灭亡是公元前1046年左右，因此，崇国大约是公元前1067年灭亡。崇国建立的时间大致与二里头遗址三期开始相当，约公元前1635年，崇国持续时间为（约公元前1635年—前1067年），持续了约568年左右，在约公元前1542年左右商夷攻入二里头遗址后，崇国依旧保留本地文化加夏文化融合的模式，直到公元前1509年—前1500年之间，郑州商城遗址修建以后，商王朝开始向关中平原拓展势力，崇国才加入商文化元素，也就是说崇国属于夏朝时期大约135年—140年左右，属于商朝时期大约454年—460年左右。其本称当为台姓宗国，西周以后，才演变为姒姓崇国。

（1）商朝在铜川市的扩张与发展

在西安市以北，渭南市韩城市发现商周时期芮国遗址。在陕西铜川市耀县发现北村遗址，北村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下层（约公元前1500年—前1460年），第一期遗迹较少，主要是灰坑和窑址，未见墓葬，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未见卜骨。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或稍晚（约公元前1460年—前1260年），第二期遗存丰富，有灰坑、墓葬等。墓底中部有长方形腰坑，其中埋狗一只，是典型的商人殉葬风格。墓主仰身直肢，头向朝北，随葬陶鬲，出现了牙器和铜箭镞。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二期或偏早（约公元前1260年—前1160年）。第三期的灰坑、墓葬形制与第二期相同，陶质也与二期相同，纹饰仍以绳纹为主，比较有特征的是似麦粒状的乱绳纹。

1962年铜川市印台区三里洞社区出土的盘羊纹圆鼎

1974年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盘羊纹圆鼎

铜川市是商文化抵御陕北地区鬼方南下的重要屏障，1962年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十里铺村、以及三里洞社区出土一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三里洞社区出土一件盘羊纹铜鼎，被误称为饕餮纹铜鼎，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从其大小、样式及花纹来看，属于商朝早期，与1974年湖北商城遗址黄陂区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盘羊纹铜鼎十分相似。上海博物馆展出有一件标注为“夏代晚期”的“云纹鼎”器形也与此相似。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花纹，以线条流转圆滑的饕餮纹、夔纹为主体，而常用联珠纹作其辅助；另外，如乳丁纹、斜角云纹，也不时出现。这个时期纹饰接续二里头文化的遗风，形状以带状为主，同时没有作为花纹衬地的地纹，通称为“单层花”。

陕西铜川市出土的圆鼎，与湖北武汉市出土的圆鼎形制基本一致，都是盘羊纹，只不过大小不一样，铜川市圆鼎高19厘米，口径15cm，腹深11.8厘米，重1千克，与河南二里头遗址三期（约公元前1635年—前1565年）出土的圆鼎大小重量接近，二里头遗址圆鼎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重1.5千克，这说明两者时代接近，但西安市老牛坡遗址商朝时期的陶器属于郑州二里岗遗址下层（约公元前1509年—前1489年）时期，铜川市在西安市以北，商文化扩散至此的时间只能更晚，因此，铜川市盘羊纹圆鼎铸造时间，大致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1489年左右，这也代表商文化扩张至此的距离。而湖北武汉市圆鼎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重量为24.34千克，与郑州商城遗址张寨南街出土的杜岭二号方鼎大小接近，杜岭二号方鼎高87千克，重量为64.25千克，铸造时间为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而对盘龙城遗址碳十四检测，其中杨家湾地点起始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公元前1490年，结束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1230年；小嘴地点起始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公元前1440年，结束年代最大概率密度落在1250年。武汉市圆鼎铸造时间，大致与小嘴地区建造的时间一致，即公元前1440年左右。

（3）商朝在宝鸡市的扩张与发展

西安市再往西，根据出土的陶器，商朝后期殷墟一期，商文化一直扩张到宝鸡市岐山县一代的周原，在姬姓周人迁居此地之前，已经有妘姓周人居住此地，《殷周金文集成》03915序记载一件出土的西周中期《周棘生簋》：「周生作楷妘媅媵簋，其孫孫子子永寶用，口（族徽）。」其中之周地是妘姓之周。

而甲骨文卜辞有：「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某王事。五月。」

卜辞：「贞：令多子族眔犬侯剪周，由王事。丁未卜，侯……弗敦周，八月。甲午卜，宾贞：令周乞牛多（子）。」

显然，妘姓周人在前，姬姓周人在后，在妘姓周人迁居此地之前，应当是羌人土著居住。妘姓为祝融八姓之一，显然妘姓周人来自于中原地区，其目的应当是为了甘肃境内的锡矿。可能因为妘周拥有锡矿及青铜马车，逐渐对商王室不恭，想要挑战其霸权，因而被商王室所灭。妘周被灭的时间大致是殷墟三期开始的祖甲、禀辛、庚丁、武乙时期。

1、商人向西北方的扩张历程

（1）商朝在甘肃庆阳市的扩张与发展

1977年甘肃省庆阳市出土的《作册吾玉戈》

《诗经-商颂-长发》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族居住于甘肃天水市、陇南市一带，羌族早期分布区域较广，甘青、陕西、山西都有其分布区域，西周时期随着姜姓封国分封，土著羌人仅占据甘肃、青海及陕西西部，在商朝初期成汤统治时期商朝影响范围还并没有这么远，“氐羌来宾”的局面，事实上是商朝中期以后形成的。

1977年冬，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董志乡野林村，出土一件商朝后期《作册吾玉戈》，经碳十四测年，与殷墟妇好墓（小辛墓）玉戈形制、大小、风格, 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约公元前1300年—前1240年），应当属于商王小辛时期，此时商人已经拥有马车，应当正是在马车的驱使下才来到庆阳市，玉戈并非实战兵器，是礼器，出行仪仗所用，作册是商人内服官员，宣读商王册命，“吾”当是此人之名，这就说明殷墟一期，庆阳市一带的土著封国，接受过商王册命，很有可能属于外服侯的级别。

商晚期《鸟祖癸青铜爵》

另外，1981年甘肃庆阳市西峰区温泉乡韩家滩庙嘴村出土一件商代晚期的《鸟祖癸》青铜爵，此爵腹部以云雷纹作地，上饰盘羊纹，盘羊纹上下两端以连珠纹镶边，是经典的商文化产品，腹部刻「鸟祖癸」三字。而2012年陕西宝鸡市石鼓山墓葬群出土一件与此器类似的《鸟父癸尊》，两器很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崇拜鸟的家族鸟族，鸟族从陕西宝鸡出发，驻扎在甘肃庆阳市西峰区。

（2）商王室何时与姬姓开始联姻

从殷墟甲骨文来看，姬姓周人与商王室接触的时间很早。

如《甲骨文合集》35361序：「己卯卜，贞：王宾祖乙，奭妣己姬，（妾加卑）（豆加殳）二人，卯二牢，无尤？」

《甲骨文合集》35364序：「甲申卜：王宾祖辛，奭妣甲姬（妾加卑）（豆加殳）二人，卯二牢，无尤？」

《甲骨文合集》36276序：「壬寅卜，贞：王宾武丁，某妣癸姬……卯……无……」

甲骨文中记载，姬姓女性有人属于商王之妾，以及比妾更低的（豆加殳），受到后代商王的祭祀，因为称为先妣之妣某姬，其中最早的，是祖乙时期，直到武丁时期，姬姓女性依旧是商王之妾。祖乙处于仲丁所居的郑州小双桥遗址（约公元前1435年—前1412年）之后第四代，而祖乙迁邢所居的邢台市东先贤遗址属于商朝中期，更北的石家庄市藁城区台西遗址出土的铁刃碳十四检测为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结合《今本竹书纪年》，仲丁之后外壬在位十年，河亶甲在位九年，祖乙在位十九年，所处的时期，大约为公元前1397年—前1378年左右，所以祖乙所娶的姬姓之妾也大致生活在这一时期。

2021年，吉林大学对山西长治县黎城县西关遗址黎国西周墓地的两个人骨进行了DNA提取，测出其Y染色体为N1a-F710（截止2024年共祖时间距今3430年）为商朝周族，另外，科学家对山西长治市长子县西南呈遗址西周墓地提取了7个男DNA性样本，其中有4个被检测为 N-M128（N-F1998上游截止2024年共祖时间3440年），其中包括M18大墓的墓主，两者之间仅相差10年左右。这表示姬姓周人N1a基因大爆发的时间为公元前1416年—前1406年，可能即是姬姓周人始祖后稷所生活的年代，后稷之子为不窋，这一时期姬姓周人仍旧生活在庆阳市宁县一带的石家遇村遗址，不窋之子为鞠，鞠之子为公刘，公刘时期，姬姓周人已经迁到今咸阳市旬邑县西头遗址的豳国遗址。可能在后稷后代不窋、鞠时期，已经将族中女性嫁给商王祖乙为妾，因而获得了商王室的支持，拥有向东方关中平原咸阳市旬邑县迁徙发展的权力，甲骨文中姬字由“羌”及原型为蚌刀的“颐”字左半边，表示在商王室眼中，姬姓周人也属于羌人的一部分，但属于会农耕的羌人，因而更受到商王室的青睐。到了殷墟时代，商人直接驾着马车，前往庆阳市册封外服诸侯，可以确定甘肃省东部庆阳市即是商王朝势力最西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