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几乎就是命脉。
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从诞生之日起，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费，就是维系其运转的重要支撑。人们热衷于讨论莫斯科给了多少钱，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更要命的问题：这些钱，究竟是怎么从遥远的欧洲，送到被重重封锁的中国西北腹地的？
尤其是在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后，那里没有银行，没有外汇牌价，一堆花花绿绿的卢布、美元，怎么才能变成战士们手里的枪、嘴里的粮？
这背后的故事远比想象中更惊险。由于渠道的高度机密和随时变化，完整的线索极难拼凑。直到一笔从法国辗转而来的80万美元巨款援助案浮出水面，我们才有机会窥见那条隐秘而危险的地下金融线。
入陕之前共产国际的援助网络其实相对成熟。但这些交易，大多藏在“绝密”档案的深处，直到苏联解体后，这些尘封的记录才逐渐为人所知，那条神秘的资金输送渠道才显露出大致的轮廓。
帮助各国支部闹革命是共产国际的核心业务，而“打钱”自然是重中之重。一套申请流程也颇为官僚：各党支部需提交详细的预算和理由，经过专家审查，汇总成总预算，最后由俄共（布）中央拍板拨款。
莫斯科的钱怎么才能变成延安的小米和步枪？
最初他们尝试过最原始也最像电影情节的方式——运送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小，价值高，藏在皮鞋鞋跟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境。但在中国，这招水土不服。俄共（布）中央的报告直言不讳：“在中国卖钻石太费时间了。”
于是援助的主力还是回到了货币上。美元、英镑、法郎、卢布……堪称“万国货币展”。运送方式也无非两种：人肉快递和银行汇款。
专人携带通常是共产国际代表、外交人员或者往返莫斯科的中共干部。这法子快，能解燃眉之急，但风险极高，且携带量有限。
更常用的是汇款在中央机关还在上海、北京等地时，共产国际的钱会先汇到大城市，再通过一些可靠的中间人转交。宋庆龄就曾多次扮演这个关键角色。此外，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机构、领事馆，甚至一些看似普通的商业公司，都是这个地下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比如著名的牛兰夫妇，就在上海开办公司作为掩护，专门负责转款。
牛兰夫妇被捕后传奇间谍佐尔格接过了接力棒，继续为中共转送款项。一些苏联在华的商业机构，也扮演着“地下钱庄”的角色。比如哈尔滨的苏俄远东银行分行，上海的全俄消费合作社，表面上做着茶叶生意，实际上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点和资金中转站。
但这些渠道随着国民党在上海掀起白色恐怖，变得越来越不靠谱。中共中央被迫转移到苏区，形势急转直下。
据向忠发被捕后供述共产国际每月援助约一万五千美金，但这笔钱对于庞大的革命机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这笔钱的交接越来越困难。
等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这条来自莫斯科的生命线，一度彻底中断。
1935年10月当疲惫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地广人稀、天灾人祸不断的贫瘠之地。国民党的封锁更是雪上加霜，整个根据地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万张嘴要吃饭，部队急需补充弹药军需。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更是让本已窘迫的家底雪上加霜。
1936年好不容易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中共中央的电报十万火急，措辞近乎哀求，希望每月能援助300万元。后续的电报更是直白：“陕甘宁苏区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
在这样的绝境下共产国际终于回电，承诺援助55万美元，首批25万。
钱是有了可怎么拿这又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最初共产国际的款项曾试图通过苏联驻乌鲁木齐或兰州的领事馆转交，但这条路太长、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发达的交通和金融网络，是更理想的中转站。
刘少奇当时坐镇北方局，天津的组织力量得到恢复。张闻天多次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将款项寄往天津，并安排了银行系统的地下党员何松亭负责接头，连暗号都设计好了：“我姓张，是北平王先生叫我来的。”“王先生近来好吗？请坐。”
但真正的金融中心还得是上海。
那里不仅有宋庆龄这样无可替代的关键人物，她的寓所一度是共产党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枢纽。张闻天在电报中强调：“上海方面我们认为极重要”，并明确指示将款项“由孙夫人转交”。
更重要的是上海是当时远东的金融枢G。共产国际的援助五花八门，美元、英镑、法郎，甚至还有在中国极少流通的荷兰盾。这些“万国货币”只有在上海这样证券交易发达的地方，才能高效、隐蔽地兑换成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
在这个兑换环节章乃器和他的弟弟章秋阳，扮演了“红色金融家”的角色。
章乃器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是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源，长期帮助中共兑换从苏区运出的金银。
他的弟弟章秋阳则是一名中共党员，在潘汉年领导的特科工作。他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利用哥哥在金融界的关系网，不仅搜集经济情报，更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将共产国际汇来的外币，悄无声息地换成法币。
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上海成为了那笔80万美元巨款的最终接收地。
1937年3月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一笔80多万美元的款项已拨出。对于当时财政极度困难的延安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但难题依旧国共关系虽因西安事变有所缓和，但依旧脆弱而敌对。蒋介石对共产党严防死守，想通过官方渠道把这笔钱运到延安，无异于痴人说梦。正如亲历者所言，“这笔捐款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被没收”。
钱必须在上海完成兑换，再化整为零，秘密运往西安。张闻天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再三叮嘱：“外货绝对不能到西安调换。此事稍不慎重，有使来源断绝的危险”。
一场高风险的金融潜行，即将上演。
为此张闻天亲自点将，派出了被誉为“红色财魁”的毛泽民。毛泽民不仅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更曾是中央苏区的首任银行行长，论金融实战，无人能出其右。
与他同行的还有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钱希均等一众兼具财经与秘密工作经验的精兵强将。
1937年4月这个“取款护送A队”抵达上海。他们在地下党的协助下，开了一家纸行作为掩护。任楚轩是“经理”，钱之光是“职员”，毛泽民与钱希均则扮演“老板”和“老板娘”。为了演得更像，他们甚至把亲戚家的孩子接来扮作“佣人”。
毛泽民从潘汉年手中分批接收巨款后，制定了铁的纪律：不经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所有联络均为单线。
为了将美元换成法币毛泽民摇身一变，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加身，俨然一位阔绰的金融家，频繁出入证券交易所和银行。他用美元买卖公债、股票，在涨落之间悄然将外汇洗成法币。
每当兑换的法币积累到一定数量，就交给钱之光、钱希均和危拱之三人，由她们乔装打扮，乘火车送往西安。
这趟旅途步步惊心西安事变后，车站盘查极严。钱之光扮作富商，手提特制的双层底皮箱，上层放些零食点心，下层塞满钞票。钱希均和危拱之则时而扮成国民党高官的太太，时而扮成进香的贵妇，将钱藏在装满高级衣料或香烛的箱子里。
危拱之这位曾在红军剧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老戏骨”，更是将角色扮演发挥到了极致。
埃德加斯诺就对危拱之印象深刻：危拱之在江西时代便是红军戏剧社的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这些丰富的工作经验，再加之高度警惕与随机应变，避免了运款任务出现差池。同时，为了到西安后免于检查，每次从上海出发时，毛泽民便用暗语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密电，联络处的同志们就将小汽车直接开到西安站站台上接站，叶剑英、陈赓、林伯渠等人都曾为这次运款任务做过接站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巨款并非全部运往延安。一部分钱直接在上海或太原等地，采购了根据地急需的粮食、布匹、药品甚至汽车，再分批运往陕北。这种灵活的操作，极大缓解了延安的物资短缺。
这场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地下运款行动，终于在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前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毫无疑问在那个最艰难的岁月里，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是名副其实的“救命钱”。它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了财政上最危险的关口，为后续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但外援终究是外援它背后不可避免地带着援助方的意图，有时甚至会成为独立自主的掣肘。历史证明，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外部的输血。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即便没有外援，中国也必须抗战到底。红军十年浴血奋战的历史本身，就是对中国内在力量最鲜活的证明。
那笔穿越火线的80万美元，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但比这笔钱更宝贵的，是在那段捉襟见肘的岁月里，被逼出来的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的精神。那才是让这支队伍最终走向胜利的，真正的财富。
（参考信息来源：《革命金援的背后：从一桩例子看，共产国际援款是如何运抵延安的》合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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