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1970年8月18日,午后二时,我有幸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出发,驶向江西庐山,目的地是为了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次日,即19日,我们顺利抵达了九江市。
自踏入九江火车站的月台,我们随即换乘汽车,当天午后便踏上了通往庐山的征途。在那里的8月19日、20日以及21日这连续三天里,毛主席在庐山潜心研读,并在闲暇之余稍作休息。
毛泽东与汪东兴
自19日起,我开始了庐山的旅程,全身心地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筹备事务中。
8月22日午后两点整,庐山三处毛主席的办公地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按时举行。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尊敬的领导同志亲临本次大会。我深感荣幸,得以作为列席代表,并承担起记录会议详尽内容的重任。
本次聚会的焦点在于商讨并确立九届二中全会的详细议程安排。按照既定计划,九届二中全会将集中讨论两项核心议题。
一、我们将对四届全国人大拟提交的新宪法草案进行细致的研讨与修改;二、将对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审议。
在本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增补一项议题,旨在深入探讨当前形势的发展态势。
毛主席说:
在深入讨论修订宪法和规划议题的同时,我们也亟需将当前形势的分析纳入其中。据我所搜集的信息,大家对形势问题的关注程度尤为突出。
康生说:
宪法修订议题的讨论经年累月,宪法委员会亦已顺利召开了首次会议。目前,全国范围内正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热烈的广泛讨论。
毛主席说:
“宪法修正案的草案现已准备就绪,敬请各位查阅。不过,大家普遍更关心的是当前形势的相关问题。”
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人均对毛主席的提议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并一致建议由毛主席亲自对当前的形势进行深入阐述。
毛主席说:
今日会议的主持工作由我承担,现在请总理就当前的形势进行深入阐述。至于关于修改宪法的议题,则由康生同志负责为大家进行详细解读。
康生推辞说:
总理谈宪法修订。
毛主席对康生一瞥,言:
“你们自己协商吧!”
周总理研讨计划。
自本年度计划会议正式拉开序幕,已取得显著成效。仅五个月时间,我国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效率便实现了显著飞跃,各地参与的热情也显著提高。
毛主席说:
此次权力下放(即中央将经济管理、企业运营以及相关的财政、物权、投资等权力下放至地方——作者注)虽已明确公布,但地方相关部门尚未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对政策的解读尚显模糊。幸而,在本次计划会议上,这一问题得到了深入的剖析,并已得到妥善的处理。
周总理接着说:
“各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实现了蓬勃的发展,工业领域同样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与既定目标紧密契合,尽管在文革初期两年内,曾遭遇一定程度的下滑。”
周总理明确指出,截至197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已基本达到“三五”计划所设定的预定目标。
毛主席说:
自国家解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领土的全面统一,这一成就亦催生了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议题。尽管在解放之前,这一挑战亦曾存在,但当时我们并未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在蒋介石掌权期间,关于是否应将煤炭资源南移,粮食则北输,这一议题尚未形成明确结论。目前,相关部门正逐步深入探讨并寻求这一问题的切实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地区已相继发现丰富的煤矿资源,同时,北方在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上也正逐步增强。
周总理说:
民生确实实现了显著进步。这一成就,根本源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正是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的普及,生产技艺与宝贵经验得以广泛传播开来。
康生接着说:
“毛主席思想的广泛传播,往往昭示着该地区的工作与生产必将蓬勃兴旺。此规律之鲜明,不容置疑。”
主席闻声,轻挥其手,以示对该观点持保留态度。随后,他续言道:
“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应信赖何种力量。部分人倾向于依赖专家以管理工厂。在工业领域,我认为我们应当倚重专家与科学家的智慧,甚至可以考虑聘请国际专家,然而,工人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
毛主席强调,在工业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要充分利用专家群体的智慧,包括外籍专家的专长,同时亦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林彪跟着说:
激发亿万人民积极性。
陈伯达附和道:
“我亲临现场一探究竟,眼前的局势令人鼓舞。民众的热情洋溢,干劲充沛,就连中学生也纷纷自发创办起了工厂。”
常委讨论经济后,转向政治议题。
周总理提出说:
“党代会问题。”
康生说:
或许,某些县市乃至个别省市即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
毛主席说:
“党代会的召开,应当兼顾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两种方式。”康生表示:“这两种路径,都是可行的。”
周总理分析说:
“届时明年,恰逢党的九大召开两周年之重要节点,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党代表大会,我相信这一目标基本能够达成。”
毛主席问:
众多地区已启动了整顿党风的措施,那么所谓的“改革”成果究竟如何?恐怕成效并不显著。蒋南翔这类干部似乎仍有继续留任的必要。
周总理回答说:
挂起较多。
康生补充:“‘挂故’常用。”
(1968年,毛泽东主席针对整党工作提出了“吐故纳新”的指导思想。“挂故”一语,其意在于指代那些当时需要暂时搁置一边、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作者注)
毛主席说:
“尽管关于挂起事项的例证众说纷纭,然而我本人亦曾目睹过不少令人反感的场景,然而,我们仍应将教育引导视为根本之策。”
周总理说:
“单纯地任其闲置并非明智之举,我主张深入基层,与民众展开密切的互动。”
毛主席说:讨论得差不多了。
今日,会议议程已正式确定。随着这一阶段的完成,本次会议亦可宣告阶段性落幕。
8月22日傍晚8时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场规模扩大的会议。
与会者阵容强大,囊括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九届二中全会各区域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三位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进行了细致的研讨,并传达了中央的指导意见。
在沟通之际,周总理亦对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明确指出,与文革初期相比,部分经济指标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此刻,江青截住了周总理的话语,声称农业生产并未出现下滑的趋势。
周总理:工业。
在探讨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这一议题时,周总理言辞坚定。康生随后插话道:“回想当年日本侵华时期,南北交通曾一度遭受封锁,我们当时对于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难题究竟是如何克服的,尚且一无所知。”
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同志对常委会的讨论要点进行详尽阐述之后,我得以对其进行了补充。
1970年8月23日,午后的三点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礼堂庄严地揭开了序幕。
活动揭幕之际,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聚于礼堂内一处隐蔽的小型会议室。毛主席向周恩来总理和康生同志询问道:
“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话音落,林彪便说:
“我要讲点意见。”
(8月31日,毛主席公开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其标题“一点意见”实则是对林彪所提出的“讲点意见”的直接回应——作者注。)
林彪要求发言,周总理与康生回应。
“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即将发表讲话的消息,鲜为人知,包括大多数常委在内的多数人,在会前对此一无所悉。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时,林彪对此事并未透露分毫。
毛主席望林彪。
“你们三人讲吧!”
此时,会议的铃声恰如其分地响起,常委们一个接一个地踏入会场,逐一在台前安坐。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会议,随后,周总理宣布了会议的议程。紧接着,林彪同志便率先发表了重要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
“昨日午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常委会会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深入而重要的指导。”
近期,主席对宪法议题的探讨以及人代会筹备工作的进展,均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宪法修订的动议及人代会的召集,皆出自主席亲自发起。
此点至关重要,且时机恰逢其时。在国内外形势普遍向好的大背景下,召开人代会并修改宪法,不仅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更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反帝反修斗争的深化。此举对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将产生深远而难以估量的影响。
随着开场白的落幕,林彪紧接着切入正题。他缓缓而谈:
毛泽东同志无疑是当代最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以其天赋的智慧、创新的精神和全面的视野,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不仅坚如磐石地捍卫了这一理论体系,更将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定地捍卫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主席不仅是我党、政府、国家和军队的创立者,更是我们赢得今天胜利的核心力量。
林彪还说:
在对宪法草案的细致研究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其对毛主席作为卓越的领袖、国家的元首以及军队的最高统帅地位的鲜明强调,同时,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赋予的高度认可。这一认识无疑处于核心地位。
毛主席的领导,无疑是我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领导地位,早已得到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可,唯独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对此持有异议。
我们的兴衰成败,前进与退却的每一步,都系于毛主席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之稳固与否。
他强调说:
“我们深信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一信念在我心中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在此次宪法的修订过程中,我们明确肯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对我来说,不仅是关注的重心,更是我视为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
林彪多次重申他的观点,其言辞连贯不断,竟持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显而易见,这些见解早已深植于他的心中。站在讲台上,他紧握着一份准备好的讲稿。
林彪的讲话内容空洞无物,既未对形势进行深入剖析,也未提出任何新的议题。尽管现场掌声如潮,我却注意到毛主席的脸色在台上越来越凝重,明显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与康生脸上均流露出焦急的神色。与此同时,陈伯达倾听得异常专注。
林彪的发言落下帷幕,时针指向了四点半。毛主席随即转向周总理和康生,言辞间流露出几分不悦,道:“你们继续吧!”
周总理道:
“至于计划的相关事宜,相关记录已汇编成册,所需材料亦已准备妥当,因此无需过多冗言。”
康生也说:
“宪法说明已出。”
毛主席宣布散会。
当晚,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及各区域召集人的重要会议,对会议的分组讨论进行了精心安排,并明确指示各小组需就宪法修订与规划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吴法宪在会议中郑重指出,林副主席的讲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号召与会人员深入研读。随后,他提议重新播放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
鉴于众人的提议,周总理最终定下决策,于24日上午安排与会代表收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于下午展开对讲话内容的深入研讨。
在8月24日的拂晓时分,八点钟的钟声准时敲响,除了毛主席及林彪同志之外,所有与会人员均已集结于庐山礼堂,一同聆听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
本次会议由我担任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先生及康生同志亦莅临了此次会议。
放两次录音,11点半结束。
随着录音播放的进行,与会者纷纷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分发给每位在场的参会者。这一提议立刻引发了热烈的掌声,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周总理让我请毛。
散会后,我汇报给毛主席。
“大家一致同意予以发布,我对此事亦无保留意见,就请按照此方案执行吧!”
毛主席严肃指示:演讲稿须经过林彪的严格审阅,方准对外公布。
我立刻通过电话,将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说:
“请务必提速办理,优先完成初稿的印制工作,并随即提交给常委审阅。”
我指派王良恩赴林彪处索要讲话稿,遗憾的是,他未能顺利带回。即便在25日再度尝试,依然未能达成所愿。
在24日的拂晓时分,会议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我缓步走出会议室,陈伯达先生已等候在门口,他微笑着将一份文件交至我的手中,轻声对我说:
打印此材料5份。
我问:
“给常委?”
他说:
“是。”
材料为几条语录。
经过周密考虑,鉴于常委们审阅完毕后,文件可能需分发至政治局委员手中,我已下令会议秘书处立即印制20份文件副本。
林彪与陈伯达
陈伯达语录打印。
恩格斯曾言:“天才非偶然所得,而是勤奋与智慧的精华凝聚。”列宁亦曾指出:“天才的本质在于劳动,而劳动即是天才的体现。”毛主席则深刻地阐释:“所谓天才,实则不过是将他人闲暇品味咖啡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
“天才之作。”
在卡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德文第三版中,由弗朗茨·恩格斯亲自执笔撰写了《序言》,其全文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的第221页。
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在翻阅这些评论的同时,您宛如身处一场与这位卓越思想家的面对面交流之中。
《前言:马克思致库格曼信函汇编俄文版》——《列宁文选》第一卷,第七六九页
2.“马克思的非凡才智,恰在于他解答了先进思想领域所提出的诸多疑问。”
《追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起源与核心要素——摘自《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 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首度从这一领域提炼出全球历史发展的核心论断,并始终坚持这一论断。这一论断,便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源流与核心要素》——《列宁全集》第二卷,第382页
4. 在《预言》这篇作品中,列宁对恩格斯关于未来世界大战的深刻洞察予以引用,并紧接着对恩格斯表示了由衷的敬佩:“这实在是一种卓越的天才预知!”
《列宁选》第3卷第593页
5. “在今日之世,唯有那些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十数位”英才,方能经得起严格的考验,接受专业的训练与长期的教育。须知,此类天才并非如繁星点点般遍布,他们还需彼此默契协作。否则,任何社会阶层均难以持续不断地投身于斗争之中。”
《如何应对挑战?》《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天赋与才华,更在于他们亲自深入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
《实践论》毛选第264页
在8月24日的午后时光,与会各小组便围绕着林彪同志的讲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同志,纷纷在各自的小组内,争先恐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异口同声地复述着同一则语录,遵循着事先商定的统一立场,毫无顾忌地煽动着情绪。
午后三时,陈伯达步入华北组的会议室,加入了正在进行的讨论。此时,一位同志正激情洋溢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主持人立刻打断了他的演说,礼貌地示意陈伯达先进行发言。
陈伯达说:
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林副主席昨日发表的、既卓越非凡、又至关紧要且寓意深刻的讲话的全力拥护。
林副主席郑重指出,本次宪法明确确认了毛主席作为杰出领袖、国家元首和最高指挥官的至高无上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正式定位为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铭记这一刻,实为无数艰辛磨砺与不屈抗争的结晶……
时下竟有谬论横行,声称“毛泽东同志以天才般的智慧、创新性的思维、全面性的战略,继承了、捍卫了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此类说法实乃讽刺之极……更有过之者,有人企图借助毛主席的谦逊之名,试图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有人坚信,世间并无所谓的天才,而他本人却自称天才。众所周知,恩格斯曾多次将马克思尊称为一位卓越的天才,其著作亦被广泛认可为天才的杰作。
列宁多次对马克思予以高度评价,称之为天才。斯大林亦将马克思与列宁一同尊称为天才。至于我们,亦曾将斯大林尊为天才。
对天才提出质疑,难道意味着要将马克思、列宁的杰出贡献一笔勾销?更不用说企图抹去当今最卓越天才的成就了。在我看来,那些质疑天才存在的观点,实则是一种历史认知上的无知行为。
他在插话中还说:
“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部分反革命分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欢呼雀跃。”
陈伯达
在那场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亦有幸参与其中。陈伯达先生在发言时,使用的是一口纯正的福建乡音,旁人难以辨识其言辞,唯有几位同志能够心领神会,为他们担任翻译。在描述“欢喜得跳起来了”这一场景时,他更是激情洋溢,手舞足蹈,生动形象地比划着。
叶群中南组发言。
“在多次关键会议期间,林彪同志持续赞扬毛主席为最杰出的天才。他提出毛主席的学识与智慧远胜过马克思、列宁。关于这些观点,我们明确表示,无论遭遇何种挑战,都将坚决保留这些论断!”
吴法宪发言。
在本次有关宪法修订的讨论之中,部分人士对毛主席在继承、捍卫以及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时展现出的卓越天才创造力与全面性提出了质疑,并认为这种质疑构成了莫大的讽刺。听闻此语,我心中愤慨难平,情绪激动至极点。
这显然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确认的立场进行否认,难道这样的关键内容可以置之不理?
不予以认可,实则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公然违背,亦是对林副主席亲笔撰写的《再版前言》的挑衅。
在天才这一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历史伟人均曾提出过各自的见解。毛泽东主席亦对马克思与列宁关于天才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林副主席屡次凸显毛主席非凡的才智,此言非虚。紧接着,他逐一列举了毛主席、林彪本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关于天才的精辟论述。
这些至理名言令人赞叹不已,这不正是天才的智慧所在吗?……我们务必保持警惕,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以毛主席高尚谦逊形象为名,对毛泽东思想伟大成就进行贬低的行为。
李作鹏在中南组讲话。
林副主席始终积极推崇毛泽东思想,其卓越的贡献在党章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但遗憾的是,仍有少数人对于在宪法文本中提及林副主席的提议表示了反对。
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抵制毛主席的指导,以及反对林副主席的态度。
风不可向下吹,有人却欲为之。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
林副主席在讨论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时明确表示:“毛主席堪称一位天才,而毛泽东思想则全面继承了、捍卫了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次讲话中,他依然坚持这一观点。
为何在文化大革命取得显著成就之后,二中全会上仍需讨论此类问题?这无疑引起了部分人的质疑。更有甚者,有人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视为一种讽刺,似乎是在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进行指责。
即便黄永胜当时仍身处北京,他亦已提前准备了一份与众人发言内容一致的书面材料。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充满煽动之力,引发了众多对此事缺乏深入了解者的情绪激荡。
陈伯达发言完毕后,与会同志们争相发表己见,一致赞同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职的设置,并对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表示了坚决的拥护。
在会议讨论中,我也曾畅所欲言。当时,我未能察觉陈伯达暗中涌动的波涛,因此在发言时,对林彪同志的观点给予了坚定支持,并明确表示:“在审议宪法修正案的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与八三四一部队都热切期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则担任国家副主席。”
“我力主在宪法中特别增设‘国家主席’专章。此举不仅彰显了中央办公厅的坚定决心,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热切期盼,同时也承载了我个人的深切愿景。”
毛泽东与林彪
02
险恶用心
那时,我满怀激情,竟然将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在宪法中不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完全遗忘,不留痕迹。
起初,我对毛主席关于取消国家主席职位的系列指示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中一些指示更是由我亲自主导传达。
起初,我并未意识到林彪、陈伯达等人力推设立国家主席所隐藏的险恶用心。
在华北组的研讨会上,陈伯达的言论一经传入耳际,便在我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我未能对毛主席在修订宪法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提议的深远意义进行深入挖掘,更未考虑到个人身份的限制,以极不周全的态度,不经意间吐露了一些本不该出口的言辞。
24日夜间,各小组的发言情况报告已相继提交。我逐一审视过后,发现个别同志在发言中引用了陈伯达先生交付于我、并指定需分发给常委们的语录。
我迅速连线周总理,就此事进行了详细报告,并咨询:关于陈伯达需要的语录尚未分发,我们应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周总理在电话中明确指示:“此语录不宜对外公布,应予以妥善封存。”
我随即将陈伯达所提供的语录打印原稿及已完成的20份印刷语录进行了妥善的封存处理。
自24日起,众多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代表各省份、直辖市以及自治区,联名向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致信,表达了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坚定支持与全力的拥护。
一些人因受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中散播的煽动性言辞所惑,不幸陷入陷阱,遭受了诈骗的厄运。
8月25日的拂晓时分,全会第六号简报——亦即华北组发布的第二号简报——正式与公众见面。
本简报虽对陈伯达的言论着墨不多,却将他人之词与我的观点相混,并以我之名大量刊载。遗憾的是,在我知晓之前,该简报的稿件已进入印刷流程。
这份简报一经公布,即引发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午时用餐之际,毛主席传令召我,我迅速用毕餐食,即刻动身。毛主席随即问道:
“看了六号简报吗?”
我说:
“刚看到。”
路上看到的。
毛主席说:
“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亲临现场。他们表示,六号简报的影响力可谓是相当显著。”
毛主席严肃地说:
“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
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到,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竟有人欣喜若狂,翩翩起舞,此情此景令我倍感愤慨。
毛主席严肃地说:
让他们高兴吧!
我说:
“随着民众热议宪法修订的热潮,众口一词,一致将您推举为国家主席的理想人选。”
以群众意见为据。
毛主席严厉地说:
“即便不担任国家主席,我也同样能传达人民的声音。你过分强调民众的支持,那是否意味着一旦我离开这个岗位,人民的支持就会不复存在?我难道就此不再成为人民意愿的代言人了?”
细听毛主席的这些教诲,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痛楚,仿佛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诲与重托。
言谈结束,时间指针已指向午后两点。毛主席嘱我立即通知政治局常委以及各位委员,务必于三点整准时到达牯岭毛主席的办公地,召开一场会议。
我已向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及康生进行了通报,其余政治局委员则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相关事宜。
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以及康生莅临现场之时,毛主席逐一与他们进行了温馨而深入的交谈。
毛主席会晤许世友。
当时,毛泽东主席正漫步于庭院之中,许世友将军如约而至。两人握手言欢之际,毛主席面带微笑,对他说:
“我这手凉吗?”
许世友说:
“凉。”
毛主席说:
“多么期盼能多领略岁月的美好!若能让我继续担任这一主席之职,那更是人生一大幸事!”
毛主席在经过与政治局常委的细致探讨后,庄重地向与会诸政治局委员宣告:
在最近的常委会议中,经过充分讨论,我们意识到目前小组所探讨的主题并未与全会预先设定的三项议程相吻合。鉴于此,我们决定取消六号简报。
当夜幕渐渐低垂,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各小组负责人参与的会议,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做出的关键决策。
8月26日,各小组宣布了暂停举行小组会议的决定。
此时,叶群、李作鹏归属于中南小组,吴法宪隶属西南小组,邱会作位于西北小组。三人迅速展开行动,撤回各自的发言记录,并对已完成之简报稿件实施严格限制,禁止向外分发。
叶群未经允许擅自进入简报组,将其所记录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内容予以擅自销毁。
邱会作亦应退还相关记录,其中已对其所发表言论的部分进行了删减。
黄永胜抵达庐山时日已晚,他敏锐地察觉到“形势”不容乐观,于是毅然决然地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付之炬火。
各小组在将相关情况反馈至我处后,我即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
毛主席笑着说:
何必当初就如此志得意满、无所畏惧,踊跃表达?如今又何必急于收场?
在与毛主席的交谈告一段落之后,我顿时觉悟到自身所犯的错误,随即便开始着手构思并迅速投入撰写检查报告的工作中。
周总理也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吩咐道:“你便先行一步,展开首次检查。”
“我未能恪守毛主席的教诲,我的所作所为不仅对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造成了干扰,更与政治局会议达成的共识相悖,这无疑暴露了我组织纪律观念的缺失。我对此深感痛心疾首,悔恨不已。”
我们郑重承诺,将深刻吸取此次经验教训,潜心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谦逊谨慎的作风,摒弃骄傲与急躁情绪,持续提高个人觉悟,毫不动摇地执行毛主席在“九大”上提出的方针——团结一心,全力争取更加辉煌的胜利!
我的初步审视尚显浅薄,所获得的洞察也仅触及表层,当时我对众多现象的深层原因尚缺乏深刻的认识。
毛主席审阅了我所提交的书面检讨,并明确指出,这份检讨书适宜在全体会议上予以分享。
我依照毛主席的教诲,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进行了口头上的自我反省,其内容与书面上的检讨基本一致。
检讨书已周总理批改发布。
自8月26日至30日,连续五天的时间里,毛主席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逐一进行了深入的个别交谈。会议议程在各个小组中暂时搁置,与会人员被要求各自研读相关文件,并对宪法进行修订。此外,还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游览庐山、观赏电影和戏剧等,以丰富大家的休闲时光。
毛泽东与林彪
8月26日与27日,周总理和康生同志分别接见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位同志,并特别指示吴法宪同志进行自我反省。
吴法宪内心充满了焦虑与不安,于是在8月28日的深夜,他悄然秘密地向林彪做了汇报。
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
“无需检讨。”
叶群多次电话安抚吴法宪。
犯错误无需过度忧虑,林彪与黄永胜两位在侧,自可无忧。只要此事与他们二人无涉,解决起来便不成问题。正所谓“大锅之饭丰盛,小锅之难易解”。
8月31日,鉴于林彪等人近期动态,毛主席发表了题为《我的一点意见》的重量级文章。
在即将印发这篇极具意义的文献之前,毛主席特地提前交由林彪审阅。
毛主席指出:
此份材料,即《我的一点意见》所附带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实为陈伯达同志所虚构,导致众多同志受到了误导。
无马克思语录。
其次,文章仅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言论,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并非马克思所著的杰作。
第三,针对列宁的观点,总计包含五点。其中第五点着重指出,领袖人物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专业的训练以及长时间的培育,同时还要具备卓越的协作配合能力。该条目详细列举了四项不可或缺的条件。
谈及他人自是不必多言,单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言,具备相应条件者实属寥寥。以我自身为例,与陈伯达这位卓越的理论家共事已超过三十年,然而在诸多重要议题上,我们未曾有过顺畅的合作,更不用说达成默契的协作了……
此次,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协作能力,运用巧妙的策略,挑动情绪,意图制造混乱,仿佛决心撼动庐山的根基,甚至让地球的转动为之停滞。
我所言,不过是试图勾勒出那位天才理论家胸怀的辽阔(究竟其胸怀如何宽广,我实难探知,或许它藏匿于良心深处,而非野心驱使)。
至于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否会遭遇动荡,庐山是否真的会被夷为平地,地球是否真的会停止其旋转,在我看来,这些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似乎都不太高。
古人在游历庐山之际,曾留下感慨:“杞国虽无烦忧之事,却忧虑天倾地覆”,然而,我们自当不效仿那杞国之民。
最终,就我个人而言,我自谦认为对他人所能提供的帮助颇为有限。我坚信,真正的关键并非个体的天赋,而是他们参与的社会实践。
我与林彪同志就此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论——即人们常说的“英雄造时势”与“奴隶造时势”的论战,以及人的知识与才能是否为先天所赐还是后天习得的问题,这关乎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唯有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绝不能让陈伯达的谬误和诡辩混淆视听。
我们双方均持相同观点,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议题,我们尚需不断深化探讨,坚信研究之旅尚未画上句号。
同志们,让我们齐心协力,坚守这一信念,共同迈向辉煌的胜利之路。务必警惕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信徒,实则对马克思思想理解肤浅之流。
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毛主席对陈伯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深刻揭示了他所进行政治欺诈与暗中操纵的恶劣行为。此举无疑是对林彪集团的有力打击。
毛泽东与林彪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及其成员召集人共同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
毛主席会上强调:
于庐山之会上,任何发言中存有失当之处者,均需进行自我批评与深刻反思。
当时,毛主席明确指出陈伯达的名字,并示意他进行自我反省。
毛主席下令林彪立刻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同志,召开会议,旨在听取他们的自我检查与汇报。
9月2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会议,与会人员包括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以及邱会作,我亦荣幸地被邀请参加。
毛主席邀我参会,目的仅二:
首先,掌握相关信息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人士并不会对所有情况都进行如实汇报给毛主席;其次,我在华北组中也已提出自己的看法,理应接受批评,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会议启幕,林彪发言。
“今日,我们在此齐聚一堂,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我期望能够弄清楚,为何各位在讨论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时间表达观点,以及为何大家的言论如此一致。在此,我诚挚地希望各位能够坦诚相告,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
林彪发言完毕,现场一片寂静,与会者们或低头翻阅着资料,或轻啜一口清水。
林彪又说:
“为何无人发言?”
我发言,批陈伯达。
我必须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实际上是在陈伯达一番激昂的言辞之后,陷入了混乱的境地。
林彪表情尴尬。
在我陈述己见之后,与会者纷纷争相发言,言辞如潮水般此伏彼起。不一会儿,会议便宣告落幕。
会议落幕之际,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相关情况。当我详细述说林彪召开会议的经过时,毛主席听后不禁发出了笑声,并好奇地询问我是否还有更多的会议需要召开。
我说:“林彪仅微微颔首,示意待到会议召开之际,自会另行通知。若未接到通知,他则不再出席。”
9月3日,林彪再次主持了一场会议,而我并未被列入与会名单。即便九届二中全会已经圆满结束,我也未曾接到他们发出的参会邀请。
毛主席知道后说:
“你的定位已不适宜,这昭示着你的身份与那个群体格格不入。”
自9月2日起,各小组陆续展开了对陈伯达的集中批判。
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在华北组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继而在深思熟虑之后,请了短暂休假,自此便不再参加后续的会议。
9月4日,毛主席与林彪交谈。
9月5日清晨,毛主席与陈伯达展开了温馨的对话。午后时分,毛主席又与周恩来总理及康生同志就会议闭幕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9月6日,全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并予以基本通过。同时,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适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此外,全会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并审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汇报。
9月6日下午,二中全会落幕。
在闭幕式的关键节点,毛主席就党的教育路线、高级干部的学习情况以及党内外团结等核心议题,提出了极具远见卓识的见解。
毛主席曾指出,当论及高级干部应当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核心著作时,他这样说道:
现在若不翻阅马、列的经典作品,陈伯达就会援引其所谓的第三版内容,即他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一书中收录的,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作者注——那么,你是否曾读过这些内容呢?
未曾一翻书页,便轻易堕入那些文人墨客的诡计之中。即便那些身着红袍的才子,亦难逃此列。
我衷心希望各位同仁,若条件允许,不妨阅读十数本著作,以加深对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领悟……与此同时,也应当深入研究哲学史,涵盖我国哲学史以及欧洲哲学史的内容。
探究哲学史是一门深邃的学问,今日我所肩负的职责似乎显得尤为艰巨。然而,实际上,我仍拥有充足的时间来从容应对。若不深入钻研,你将难以揭开其深藏的奥秘。
此次不幸遭遇骗局,实乃一次深刻的教训。对方清晰指明了具体版本及修订版次,而我却未曾亲自核实过相关内容。
在讨论庐山会议的这场激烈冲突之际,毛主席对林彪及其一众追随者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强调他们几乎展现出了“欲将庐山炸毁、使地球停止自转”的狂妄态势。
庐山,即便遭受炸毁,地球亦将遵循其固有的律动继续转动。至此而言,不过是对坚定信念的一种陈述。纵使你宣称要将庐山铲平,我亦绝无采纳其言之意。
“所谓的人民代表?那职位我已多年未曾涉足。在他们看来,只有身居国家主席之位,才堪称为真正的人民代表。”
自十几年前起,我就已卸任此职,但这期间难道没有代表过人民的职责与使命吗?
若有人自愿站出来代表民众,那便让他放手一试,我并无太多兴趣涉足。即便你将庐山炸成废墟,我亦不会参与其中。你到底有何妙计?
毛主席强调团结。
“忽视团结实属不当之举,此举恐难赢得全党的一致赞同,更可能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
所谓倡导团结,实则是指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在坚实原则之上构筑的团结,而非无原则的盲目结合。发出团结的呼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能够有效整合更多的人力资源。
纵然我们这些同坐一堂的同志中,有人曾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有所争执,且至今仍旧秉持己见,我仍愿意对此表示宽容。
这类人物对于社会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不多,对吧?
难道整洁的环境是获得舒适与安心入睡的必要条件吗?这种看法似乎并不一定成立。
届时,不可避免地将再次划分为两大阵营。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汇聚绝大多数的力量,乃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必由之路。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发言。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中央正式对外公布了审查陈伯达的相关决定。
9月7日,林彪及其夫人叶群踏上归途,离开了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特地赶往九江机场,亲自为他们送行。
在叶群的引领下,众人齐心协力,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举无疑进一步凸显了他们之间日益紧密的团结与默契。
林彪离任,黄永胜等人也迅速离开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负责人已离职。
9月9日的拂晓,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杰出领导人相继与我们永别。
在本次会议的后期阶段,我全力以赴保障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不遗余力地推动会议的圆满结束。
在会议即将落幕之时,在场的每一位服务人员均热切地请求毛主席能够接见他们,并且满怀期待地希望能够与毛主席共同留下珍贵的合影。
9月9日午后两点,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为本次会议提供服务的会务人员。考虑到当天天气阴沉,细雨连绵,最初的接见地点定在了庐山礼堂。随着雨势逐渐减弱,地点随即改为室外,并通过一场热烈的夹道欢送仪式,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见。
拍照后,我们随毛主席下庐山。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落幕之际,林彪集团的覆灭为其画上了一个终止符。
然而,林彪及其一众同谋者并未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次挫折。在第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当宣布对陈伯达展开审查的消息不胫而走,会场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来源:《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汪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