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行营、行辕、剿总、战区、绥靖公署、绥靖区各是什么机构

民国时期，国民党军事体系繁杂多变，这些机构源于军阀割据与内战需求，层层叠加却往往导致指挥低效。从北伐结束到1949年政权崩塌，它们见证了权力集中与派系纷争的演进过程。

行营作为国民党早期军事指挥机构，起于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统筹对红军的围攻，在南昌设立首个赣粤闽湘鄂五省总部，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它覆盖多个省份，主要负责统一军事行动，并常介入地方政务，与省主席产生冲突。

此后，类似机构扩展至西安、武汉等地，名义上以委员长职务冠名，实际简化称呼。行营借鉴古时皇帝出巡驻所，却暴露国民党高层历史认知的局限。

1932年，行营制度进一步规范，蒋介石以此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西安行营主管西北事务，武汉行营协调中部军务，各主任多为上将级别。

这种设置虽旨在提升作战协调，但也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军阀的矛盾，许多省主席抵触中央军进入辖区，导致内部摩擦频仍。

抗战爆发前，行营已成国民党军事架构的核心部分。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它们部分职能转向对日作战协调，但本质仍为临时性指挥机关。行营的设立反映了国民党试图通过机构叠加来维系统一，却往往陷入官僚主义泥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调整机构以适应和平时期。行营改称行辕，缘于幕僚建议避免御营之嫌，转而强调民主形象。

行辕职能不变，仍管辖多省军政。重庆行辕由何应钦任主任，东北行辕熊式辉掌管，北平行辕李宗仁负责，西北行辕张治中主管，武汉行辕程潜任职，广州行辕张发奎领导。

这些主任多出身陆军上将，1947年熊式辉晋升二级上将。行辕内部简称委员长行辕或总裁行辕，延续了军政合一模式。

行辕的改称虽表面上缓和了舆论压力，但实际运作中与地方冲突未减。省主席们常在会议上表达不满，视之为权力侵蚀工具。到1948年，部分行辕撤销，职能并入其他机构，标志着国民党军事体系的进一步重组。

剿总，即剿匪总司令部，首次出现于1932年。林森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总司令，蒋介石任豫鄂皖三省总司令，针对红军进行围剿。这类机构强调军事针对性，统揽区域军政大权。1937年抗战联合形势下，剿总暂被取消，以示合作姿态。

1947年内战重燃，剿总再度启用。东北剿总于1948年1月在沈阳成立，卫立煌任总司令，受国防部和东北行辕节制，下辖新编第一至第八军及第39军等部队。

6月，东北行辕撤销，政务委员会改组为剿总下属。华北剿总1947年11月在北平设立，傅作义任总司令，辖冀察绥晋北区域，第13军、第16军等隶属其中。1948年5月北平行辕撤销后，类似调整发生。

华中剿总源于1946年九江指挥部，1948年6月与武汉行辕合并，白崇禧任总司令，下辖整编第3师、第7师等部队，支援徐州作战。

徐州剿总1947年以陆军总司令部为基础，1948年改组，刘峙任总司令，指挥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延年第六兵团等约80万兵力。西北虽无正式剿总，但西北行辕1947年后发挥类似作用，胡宗南指挥。

剿总的复设凸显国民党对内战的军事重点，但这些机构往往因派系分歧而效率低下。到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下令撤销剿总，改行政长官公署，试图缓和局势，却已无力挽回败局。

战区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划分的作战区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地域分设，初期多次调整，包括区域、主官、编制和序列变动。至1945年胜利前，全国共有16个战区，每个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对日作战、征兵征粮和部队督练。

战区的设立旨在应对侵略形势，但内部变动频繁反映了国民党高层的不稳定。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等覆盖华北、华中，司令长官如蒋介石、何应钦等轮替。战区制度虽 临时 统一了指挥，却也暴露了资源分配的混乱，许多部队因补给不足而士气低落。

抗战胜利后，战区陆续撤销，原职能转入绥靖公署。战区长官多改任公署主任，这种过渡体现了国民党从战时到内战时期的机构延续，却未能有效适应新形势。

绥靖公署是战区撤销后的产物，1945年末起相继成立。作为国防部地方军事派出机构，辖一省或数省驻军，非战时负责征兵征粮和督练部队，战时全权指挥作战。公署名称以区域或所在地冠名，如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任主任，太原绥靖公署、衢州绥靖公署等。

1945年至1949年秋，国民党设立数十个绥靖公署，包括保定、张垣、川康、重庆、长沙、广州、江西等。公署对辖区部队有指挥调遣权，但无人事行政权，中校以上军官由国防部任免。民事处协调地方涉军事项，与省主席平行配合，而非上下级关系。

绥靖公署的设立旨在维持地方稳定，却常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省主席们视之为权力威胁，内部争端持续不断。这种机构虽名义上绥靖，实际加剧了国民党统治的裂痕。

绥靖区则是剿总或绥靖公署的下级单位，1931年起出现。蒋介石将靠近苏区地域划为绥靖区，司令官集军政权力于一身，指挥一两个军，区域跨越省市。此举旨在集中资源围剿红军，并削弱地方军阀势力。

1931年后，绥靖区扩展超出原范围，何健、王家烈、龙云等省主席对此深感不满。1946年9月国防部通过绥靖区施政纲领，设立司令部于南通、济南、菏泽、信阳等地。司令官管军管民，兼掌警宪特务，权势有时超过上级。

1946年末六省主席会议上，军人省长建议绥靖区受省主席监督，但蒋介石亲临无果。豫西地区胡宗南手下绥靖区插手政务，导致地方机关怠工。绥靖区与地方争权至1949年未止，反映了国民党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

这些机构层层嵌套，如行营到行辕的更名、剿总的复设、战区到绥靖公署的转型、绥靖区的下沉，均源于国民党对权力的追求，却酿成低效与分裂。民国37年历史中，它们从军阀混战到抗战，再到内战溃败，折射出政权基础的脆弱。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这些机构瓦解，残余演变为岛上国防体系。历史研究显示，其繁杂设置加速了败局。

如今，两岸军事动态持续，台湾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动员后备兵力，升级无人机装备，回应外部压力，而大陆推进统一进程，和平交流增多。

国民党军事机构的兴衰，蕴含权力更迭的深刻教训。从行营的初设到绥靖区的争端，每一环节都体现了集权与地方博弈的张力，值得后世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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